欧洲汉学会前任主席瓦格纳先生1999年在武汉大学演讲时说，物质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困扰着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研究东方的传统文化，西方可以找出自身文化出路的途径。反过来，我们却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对此，我们的文化出路在哪里？王安忆和龙应台在这次的“上海书展对谈”中各自从不同视角予以解读。——记者

　　对此，龙应台以一贯的犀利宣称：“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很重要的一条出路，他们正在往这个方向找。事实上，我们的异化才严重，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陌生才是真正的异化。做一个比较，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那一整代知识分子和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绝对超过我们这一代十倍、百倍，因此，当我看到有人夸夸其谈地说21世纪是华人世纪时，我觉得有些可悲与可笑。因为，你究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多少深入地了解都是个未知数，你凭什么宣称21世纪是华人的世纪？”

　　王安忆，一个从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作家，对中国的文化与文字更有一种血肉相联的感情。她更愿意从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来阐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地位。她用一种旁人听来有点突兀的概念来表达她的想法：“中国人是‘把有变为无’，而外国人是‘把无变为有’。”

　　王安忆在直觉上有一种超人的智力，她的“把有变为无”与“把无变为有”的概括真是大气磅礴，却又精到敏锐。——记者

　　龙应台以“读经与价值观”为题作她的讲演，但对“龙旋风”而言，没有什么演讲题目可以框住她的天马行空，“读经”只不过是给她作引子之用，她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演讲时，有听众问她：“鲁迅早就说过，最好不要读中国书。你为什么还要鼓励我们读中国传统古籍？”龙应台的回答是：“鲁迅是在熟读中国古书的情况下说这种话的，你们在座的谁有鲁迅读的中国古籍多呢？举起手来让我看看？”

　　当然，她一双手也没看到。当时在场的有许多北京来的“老三届”，有人说自己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有《论语》这本书，第一次读这本书。读了以后真有醍醐灌顶之感。龙应台很有同感。她说：“如果没有读《论语》，对于自己的行为就永远没有历史的纵深和参照系。”

　　但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你与传统拥抱，就会跟现实对立。在讨论传统时，我们设定的前提是现代化。

　　龙应台高举双手对现场观众说：“有两个篮子，一只是现代化；一只是传统文化。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有哪些词汇可以丢进现代化的篮子；有哪些可以丢进传统文化的篮子里？先说传统文化，请说……”

　　细语的波涛掠过全场：“仁义、忠恕、中庸、等级、保守……”

　　“那么再来说现代化，请大家说说哪些词汇可以丢进现代化的篮子里？”

　　“开放、理性、法制、互联网、全球化、市场化……”

　　龙应台随即拿出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小组花费几年时间在世界各地作的一个名为“价值观”的调查表格。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一下，在那些被调查国家里，个人的幸福的价值被放在什么位置上？个人空间在物质基础和传统背景下能有多大空间？

　　这是一个相当学术的话题，龙应台也表明自己并非完全赞同调查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是同样的西方国家，他们的价值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记者

　　聪明的王安忆以中国文字的运用来切入对中国文化的解构。与龙应台相比，她的讲演以情见长，但又是有节制的情，“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她说白先勇的昆剧《牡丹亭》是一种“情”，相对于“爱”，“情”更中性一些，这是中国文化的特长，可以表现非常复杂而难以言表的感情。傅聪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辅导学钢琴的孩子时说我们中国的孩子很幸运，因为可以通过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深入地理解西方的作品。比如德彪西的作品，就有一种我们中国李后主的“惆”。一个“惆”字，多少意境在里头。

　　西方文化对王安忆自身的影响更多是来自当年的文学翻译作品。正如余华所说，整整一代中国文学都深受译文的影响。汪曾祺老先生曾在听完王安忆的讲话后说：“安忆，你这个‘聒噪’用得好。”王安忆说这个词其实来自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其中描写小约翰家里的情形时，就用了这两个字。

　　可是‘聒噪’真正的出处是中国的话本啊。王安忆讲得好，目前底下的听众还明白这俩字的来历，再以后呢？可别再来个“出口转内销”哦。——记者

　　王安忆说，中国人对文字是有一种神圣感的，仓颉造字鬼神哭嘛。只是中国白话的好处是需要时间和经历去慢慢品的，对年轻人来说，从外国文学，像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翻译过来的长句子有一种华丽夺目的感觉。比如《约翰·克利斯多夫》中，两个人的对话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爱你。”“我也爱你，你来杀了我吧。”“你即便杀了我，我也要留下一丝灵魂来爱你。”王安忆说：“这样的句子是中国文字无法表达的，它在当时填满了我们的胃口，而等到我自己写小说了，才认识到鲁迅的好。”张炜说鲁迅多用动词，而动词是语言的骨架。鲁迅从来不用华丽的长句式、形容词，他用词非常有节制，但又非常精到。王安忆说，我们现在听到的粗俗话真是太多了，把许多中国文化中的“规矩”都淡忘了。她认为中国农民不是像张艺谋所描写的那样粗鲁，相反，他们的教养非常地道。比如她在淮北插队时看到有人向姑娘敬烟。姑娘回绝时说了一句：“别累手了。”王安忆对此击节赏叹：真妙。

　　她不喜欢越剧，但觉得《红楼梦》还是不错的。剧本不像小说那样含蓄，更浅显易懂，因而更多了些“人间气”。有些唱词还是很有韵味的，比如林黛玉临终前的唱词：“我一生与诗书结了闺中伴……这诗稿，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它高山流水遇知音。”细想想，真是很凄凉。这意境，真的很堪回味再三。

　　中国戏曲中的唱词那是千锤百炼的功夫磨出来的。昆曲《长生殿》中，杨贵妃劝唐明皇让她自尽时说的是“割恩”两个字。王安忆说：“真是太帖切了，里面包含的礼节、身份和情感太到位了。现代的戏剧唱词，汪曾祺先生是有功力的一位。他曾对我说：‘安忆，《沙家浜》中，胡传魁有一句：‘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这‘开张’两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你去想想，可很有意思呢。”

　　王安忆最后话锋一转说到当下的出版，她以问句结束自己的讲话：我们这个时代，各种产品无限增长，包括出版产品。但到底是增值呢，还是稀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