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峰仪四郎给出的价格很低：工厂的地价还不到当时市价的20%，厂房机器的价格不到当时市价的40%。但是，胡乐培还是被迫签字卖了工厂。胡乐培后来说：“明知短价勒买，奈迫于淫威不容置喙。而且，我已经拒绝与他们合作，又拒绝了他们的聘任，如果再拒收他们的伪币，不卖工厂，必将撄其怒，则不仅难脱虎穴，抑且危及生命。”

　　在八年抗战期间，被日寇强行霸占的丝绸企业还有：杭州的庆成丝厂、商有伟成丝厂、杭州丝厂、天章丝厂，嘉兴的纬成鹤记丝厂、秀纶丝厂，长安的第一丝厂、第二丝厂，塘栖的崇裕丝厂、祥纶丝厂，新市的公利丝厂，等等。侵略者采用的霸占手段相当奇特，先是擅自给这些丝绸企业评估价值，随后是强制实行股份制，给每个丝绸企业发放一些股票凭证或股票，然后，这些企业就都成了日本企业属下的股份公司了。其实，当初日寇要求胡乐培合作，并聘其为经理，也是想把华赉绸厂“改造”成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控制的“股份制企业”，由于胡乐培不愿合作，所以，日寇便又生一计，以短价勒买的手段收购了华赉绸厂。华赉绸厂后来被日本人更名为“华兴织物株式会社”，成为日本人直接经营的丝绸企业。

　　“株式会社”布下掠夺网

　　在清水半二、佐濑旭等日本调查人员的调查基础上，1938年8月，日寇在上海建立了“华中丝株式会社”(对外又称华中蚕丝公司)。这个株式会社在浙江蚕丝业发达的杭州、嘉兴开设了分店，又在湖州、南浔、长安、平湖、余杭、硖石、诸暨、海盐等地，开设出张所、驻在所。整个网络编织好后，这家株式会社又设计了一张《蚕丝统制图》，根据这张图的规定，浙江省的各级伪政府都必须协助“华中丝株式会社”做好浙江蚕丝统一控制的工作。这样，浙江整个沦陷区的蚕丝业就都被控制在华中丝株式会社的手中。

　　华中丝株式会社首先是从蚕种入手。由于浙江有大量的蚕种场，不利于日本蚕种的倾销，日本侵略者便大肆摧毁浙江的蚕种场。据浙江省蚕业推广委员会1946年出具的抗战时期《浙江省公私蚕丝事业损失情形报告》说：“抗战前，浙江私人蚕种场有105家，现百分之九十已被毁，如杭州之西湖种场、萃盛种场、西溪种场、风亭种场，嘉兴之明明种场，均已全部拆毁，无一屋一木遗存。”华中丝株式会社就是凭借日军的武力将浙江沦陷区内的蚕种生产、收购、配给都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更重要的是蚕茧，1939年6月13日，日本特务机构编制的《统制蚕丝事业指导要领》(该原始档案下的年代为“昭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规定：“华中方面所产出之茧，统归华中丝株式会社收买。”没有竞争对手，所以，蚕茧的收购价由华中丝株式会社说了算。档案资料表明：华中丝株式会社1941年推出的秋茧收购价，只及1936年价格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日寇简直是把蚕户看作了他们的育蚕工人。”

　　浙江沦陷区的丝绸企业也都在华中丝株式会社的掌控之下，成为它属下的所谓“股份公司”。由于20世纪30年代末，缫丝业获利相当丰厚，沦陷区有些人便在家中尝试以传统民间织机进行缫丝。日寇获悉这一情况后，加大对蚕丝业的控制力度，出台了新的统制规定：一是每个家庭的传统民间织机不得超过20台；二是成立家庭制丝业合作社，所有家庭织机生产的生丝一律由家庭制丝业合作社送往华中丝株式会社。并重申严禁生丝在中国市场流通。

　　此外，日军在进军途中看到蚕丝也绝不放过。1939年，日军侵占吴兴，抢走当地中国银行仓库内的蚕茧217包、建业银行仓库内的蚕茧702包。1943年10月，日军侵占孝丰，抢走当地新湖丝厂的厂丝8大箱、蚕茧30包。

　　日本侵略者在丝绸之府大肆掠夺蚕茧、蚕丝，主要是把这些东方之丝运到西方去换美元和军火，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日寇手中的蚕丝便难以再从美国换取美元和军火。此后，日本侵略者对浙江丝绸之府的摧残更趋厉害。

　　抗战胜利后，有关部门曾对浙江蚕丝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损失作过专门的调查，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战前，浙江全省的桑园面积为260余万亩；战后，浙江全省的桑园面积为90万亩。战前，浙江的产茧量为100万担；战后，浙江的产茧量为23万担。战前，浙江有丝车8598台；战后，浙江的丝车数为4124台。战前，浙江的产绸量为300万匹；战后，浙江的产绸量为50万匹。”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人民痛恨侵略战争，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就是因为侵略战争的本质是掠夺，是破坏。浙江各地档案馆收藏的抗战时期原始档案见证了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