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惨痛的历史，一幕鲜为人知的民间抗战壮举，随着一面锦旗的露面而被人们再次想起……

　　家中惊现“惠我”锦旗

　　8月17日晚上，杭城的夜晚稍稍带来了一丝凉意，吃过晚饭的田先生坐在窗前整理起了刚搬完家的东西。

　　这时，一个牛皮纸信封出现在他的眼前，未加思量打开一看，里面是叠得整齐的一块鲜红的绸缎。田先生心头一动，这是什么？好像没有印象。轻轻地展开，似乎有墨写的字，年代久远已经粘在了一起。“爸爸！你快来看……”田先生失声叫了起来。

　　一面鲜红的锦旗展现在了他们面前，黑色的墨迹清晰可见，下摆两条黄穗有些零落。大大的小篆体“惠我”两字居在锦旗的右上方。“溯自八·一三事变后，省垣亦相继沦陷。吾济负重伤者二百余人留院待医。当时分院事务繁，赖公主持夙夜匪懈，两年来竟如一日。今者公以积劳，故亟待休养，同人等留恋有心，攀辕无策，抚兹锋镝，余生敢忘盛德！爰赘数语，藉资不忘。田主任浩征先生惠存时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三日。杭州广济医院第二分院全体伤兵谨具。”

　　“这是感谢你爷爷在抗战时期救助二百名伤员的锦旗！”父亲看后感触地说。

　　这面锦旗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作为律师的爷爷怎么会与这二百名伤员有关系？突然，田先生想起了以前发现的三张泛黄的信纸。

　　证明书见证历史

　　田先生的爷爷田浩征1905年出生于杭州马市街，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之后又在东吴大学获法学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已经是杭州著名的律师，并在浙江大学兼职讲课，与在杭的蔡竞平、竺可桢等名人都是至交好友。

　　那三张有着水印泛黄的信纸就是浙医二院的前身，抗战时期浙江省最大的医院———广济医院院长英国人苏达立给他爷爷的证明书和慰问信。再一次细细看着信上的内容，伴着父亲的回忆，往事一一再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广济医院受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前主席朱家骅博士的委托接收浙江省临时重伤医院主办广济医院第二分院，主要是医治从上海前线和杭州笕桥空战送下来的伤员，田浩征出任分院(即伤兵医院)总干事之职。当时医院里经常做手术，截下来的手、脚只能用菜篮拎到外面去埋掉。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大批日本兵冲入杭城，烧杀抢掠。但由于日本还未与英美宣战，作为教会医院的广济医院第二分院成了伤兵们的庇护所。在日寇铁蹄之下，田浩征曾受各种侮辱，遭遇非常之困难，但他均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将受伤将士先后退入后方。由于长期忙于医院事务而无力照顾家庭，田浩征的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当时，外面就是日本兵，伤兵们把田浩征当作了惟一依靠，晚上他去查房，很多伤兵抱着他的腿说：“田干事，你别走，我晚上可能不行了……”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医院被日寇强行占据，选择与中国人共患难的院长苏达立(stephenD.sturton)等英籍职员被日寇监禁，押往上海海防路集中营。田浩征继续冒着更大危险招待尚未退入后方的受伤将士二十余人，有的甚至藏入了马市街，使之安全退入后方。

　　除了医院里的事务，田浩征还会同留杭的英国、法国、荷兰侨民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他是该会董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