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细菌战诉讼的意义，王选认为，主要有两点。“首先，把一段历史搞清楚了，细菌战的历史，在浙江从来没有被整理出来过。”

　　日本法院对证据的要求是很高的，为此，王选和她的伙伴，对那些受害者至少采访过三遍，这也推动了其他很多地方的民间调查。“这就是推动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日本的正义人士和我们共同推动的。在合作的过程中，共同的历史观就有可能树立。最早跟我们一起调查的日本人中，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对细菌战很有研究，他就把细菌战写进高中课本里去了，他编的书，在日本的采用率是12%。然后，731部队有两个老兵，也出庭给我们作证，这在所有涉日诉讼中都是第一次，由于他们证词的可信度，所以在国际上凡是报道此事，都会采用他们的证词。”

　　所以，在王选看来，真正的日中关系，就是要一起面对历史，这才是和平的基础。“在日本，细菌战已经进入正史了。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在生物战和化学战方面就写道：中国很多没有发生过鼠疫的地方发生了鼠疫，就是受细菌战戕害的。”

　　对日诉讼一审判决后，日本媒体都是头版头条报道的。王选认为，这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就培养了共识。在日本的民间，还是有很多人对战争有认识的。”

　　“《每日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43%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只有29%的人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另有26%的人表示‘说不好’。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对话交流，就可以把这26%的人争取过来，将近七成，这就是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王选认为，“我的诉讼，其实是一种交流。想解决事情，就要找共同点。这方面，浙江人会很理解我，做生意的浙江人更会理解我。”

　　从严格意义上讲

　　我们中国人全是受害者家属

　　“如果我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强大，我就不会站在这里。”王选这样看她个人的作用，“我就是把想法告诉你们。我们可以做的事先做起来，自己先搞清楚。现在国际上有人问我，细菌战死了多少人，我就讲不出。我们知道了，不怕别人不知道。那个娘胎里就受残害的老人，我是第一次知道，大家可能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情，应该写成书，拍成电影，画成画。中国人的艺术天分很高，为什么不能画成个长卷，放在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博览馆里呢？”

　　“有个企业家打电话给我，说要给我一百万。他告诉我，他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掳去做劳工，不知所终的。我当时问他，你有没有想办法找过你爷爷，他回答说没有。一个孙子对爷爷的苦难都漠不关心，从此我就懒得理他。”

　　“我们的历史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中国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全都是受害者的家属。”

　　“所以，我们要做一点事情，而且要让我们的行动影响到周围的人，大家都应该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不是某一个人的事。”

　　有人献诗有人献歌

　　纪念章别上王选胸前

　　王选精彩的演讲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后，今年已经79岁的袁显明老人激动地冲上台去，把他收藏了二十多年的一枚毛泽东纪念章别在了王选胸前。

　　随后，他即兴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献给王选：“你以最宝贵的十年时间，做了没有人做过的大事情，在战败国的法庭上用超人的智慧，以原告人的身份诉讼获胜……”

　　娘胎里就受到日本人残害的许彬炎老人被人用轮椅推上台时，全场一片肃静，他几乎是哭着向王选讲完他的遭遇和谢意。音乐创作和制作人章和平，则把自己写的一首中日文对照的歌送给王选，他称这是一首写给两国年轻人的歌，“其实现在中日之间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交流，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

　　年轻人的问题

　　年轻人自己回答

　　做餐饮管理的张波今年23岁，老家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他向王选询问了日军在山东发动细菌战的情况，然后向王选请教，“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做什么，怎么做？”

　　王选赞扬了这个年轻人，“年轻人自己开始思考，这是很好的事情，只要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你会有自己的答案的。”

　　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会长、大二学生张华星给出了她自己的答案。这个被王选深深感染的女孩说，“我是金华人的后代，我就是在听过王选老师的报告后，在学校里成立调查会的，共有62名学生加入了我们，光在金华就调查了49个村庄。我们采访过的受害者，烂腿奇痒无比，晚上只能把盐放在腿上不停搓，才能睡着，一生的积蓄都用来买药，根本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杭州卖鱼桥小学的女教师朱伟清，是带着她的三个学生一起来参加报告会的，孩子们向王选送上了一封自己写的信，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

　　王选在义乌中学教英语时的学生朱春玲，带着就要读初中的女儿，一起来看看一直敬重的王老师。她感慨地说，“王老师在十多年前教我知识，现在还在为我传道解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