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正在到来的路上

　　探访台湾眼角膜受助者

　　核心提示

　　“人们终生都期望着，这些片刻能组成一生。”——这是《等待戈多》中的一句名言。戈多始终没有来，而光明此时正在到来的路上。60年的等待，幸福曾经那么远，现在却那么近。幸运的话，68岁的徐义君等4位宁波人，将成为这批来自海峡彼岸眼角膜的捐赠对象。昨天，记者探访了这四名角膜患者及几名“候补队员”。

　　戴着手表的盲人老太

　　68岁的徐义君，一手扶着高高的建筑围墙，慢慢地从巷子深处走出来，她在离巷口不远的地方停住。外面，就是车来人往的马路。初秋午后的阳光下，腕上的表，闪着微弱的光———事实上，她根本用不到这只手表，世界在她的眼中，只剩下一个光影。她坚持要戴手表，是因为等着有一天，自己能清楚地知道，每天阳光在天空逗留的时间。在机器的轰鸣下，宁波鸿茂巷16号楼有些微微颤动，这里即将拆迁，徐义君夫妇，是留在这里最后一批住户。因急着搬走，屋里有些凌乱。在老伴帮助下，徐义君在藤椅上坐定，眼睛摸索着漏进屋子里的阳光。在7个兄弟姐妹中，徐义君排行老三，从小生活艰苦。从某一天开始，她发觉眼前慢慢开始模糊。上学后，即使是坐第一排，她也看不清黑板。小学4年级后，看字对她来说，已成了不可能的事。直到38岁，徐义君才有了第一份工作，在丈夫单位的食堂帮忙拣菜，拿18块钱的“半工资”。10年后，她失去工作。膝下一双儿女已成人，孙女今年7岁。每天幼儿园放学后，徐义君都能听到孙女甜甜的叫声，可是，“我还不知孙女长得什么模样。”想看一看孙女的渴望，让她几次想到求医。医生告诉她：“想要复明，只有换眼角膜。”高昂的费用却让人望而却步。徐义君每天都靠听半导体打发时间。在提前退休20年后，她从广播里听到了一个“伟大”的消息。老伴连忙到家门口的眼科医院打听，“台湾要给宁波捐眼角膜，徐阿姨的条件很适合。”医生说。第二天，徐义君就让老伴领着自己，到江东眼科医院报名。“听说台湾的毛先生是宁波北仑人，我老家是宁波镇海的，只隔了一点点路。”徐义君说，“我一定要跟他用老家话聊聊，更想能亲眼见见他。”

　　一名老农的漫长求医路

　　在8个可能性最大的受助者中，71岁的陆德昊老人年纪最大。他说：“心里面只剩最后一个想法，就是能把眼睛治好。”陆德昊真正失明的时间并不长，但从1998年开始，右眼的病让他四处求医。“一开始，右眼开始发痒，看东西模糊，医生说是角膜炎，给了3瓶眼药水，结果，第二天却肿起来了，到后来，眼底开始出血。”从家门口的卫生站，到镇上的中医院，从宁波的眼科医院，再到杭州一家医院，7年来，陆德昊一直奔波在治病的路上。这个没收入的老农，光医药费就花掉了1万多元。右眼没治好，左眼视力也降到0.1。“只能换眼角膜，还要摘白内障。”久病成医的陆德昊说。现在，陆德昊孤身一人住着，两个儿子都分了家。坐在离家仅有20米的老年活动室，陆老汉用粗糙的手指摸着麻将牌：“其实我也不打麻将的，没什么爱好。种了几十年地，能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聊聊天，人开心了，大概也就长命百岁了。从台湾捐眼角膜到大陆来，他们真不容易。”

　　3公里的海港走了35年

　　高塘岛，宁波第二大岛，距离象山石浦港最远的距离，也只有3公里。可就是这一水之隔，徐金土却足足走了35年。徐金土的失明，缘于一次意外事故。19岁那年，他还是个学徒工，在一次操作机器过程中，发生了爆炸，他的右眼不幸被炸伤。经几次治疗，最终还是失明，左眼受影响，视力也急剧下降到了0.1。在这个四面环海、居民多靠捕鱼为生的岛屿上，他不能像别人一样，扬帆远航。35岁的他，尽管同是结实的身板、黝黑的皮肤，却只能困守在家。家里只靠妻子开的小店，卖些杂货，一个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渔民都是男人在外打天下的，可我就像个废人。”3公里的距离能阻断他的脚步，却阻断不了飞来的好消息。当得知台湾爱盲协会向大陆捐赠眼角膜，徐金土的朋友拿着那张报纸，连夜坐船从石浦赶到高塘：“阿土，你的眼睛有救了！”就这样，徐金土在朋友的陪伴下，坐上了离岛的船，跨越那短短的3公里，奔向他心中的光明。“如果我的眼睛能复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坐上朋友的渔船出海，走得越远越好。我是渔民的后代，一定要看看大海的模样，我知道，海的那边就是台湾。”

　　想做眼见为净的清洁工

　　儿子26岁了，至今没一份正式工作，这是压在杨美娣心头最重的心事。“丈夫身体差，我眼睛又不好，一家人等于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如此，52岁的杨美娣，看上去还是很乐观，脸上总是带笑。“因没读过什么书，别的活我也做不了，只能做门卫。”可不知怎么回事，眼睛却忽然模糊了，渐渐看不清人影。从此，她只能失业在家。杨美娣的家，住在没电梯的7楼，对于一个盲人来说，上下楼成了问题。至今，一家三口还挤在宁波桂芳桥巷一套拥挤的小房内。尽管是在顶楼，却显得异常阴暗。“还好，我有一个好外甥女。现在我的生活起居都由她来照顾。”杨美娣曾有过一次复明希望。8年前，也是在宁波江东眼科医院，周宏健院长亲自给她做了角膜移植手术。但是，因为眼部营养不良，移植的角膜出现排斥现象，她又重新回到一片模糊。而这一次，就是周院长亲自给她打的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没想到，台湾同胞也在帮助我，周院长还没忘了我。”复明后的愿望，杨美娣想得也很简单：“做个清洁工，把城市打扫得干干净净。”

　　更多的盲人有更多的梦想

　　因为一次捐赠的角膜有限，昨天，住进宁波江东眼科医院的，只有4位盲人。他们要等待台湾专家的检查，以判断是否适合接受手术。实际上，为能使捐赠的角膜“物尽其用”，医院还联系了其他一些盲人，视身体情况，在必要的时候，“替补”接受手术。而这些盲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3岁那年的一场伤寒，让王立芳彻底失去光明，至今已有54个年头；她的老伴也是盲人，女儿精神分裂，不幸总在身边挥之不去。可王立芳觉得好人离她更近，“台湾那么远，还要从美国运眼角膜来，再远也是近。即使不能接受手术，我也感恩。”36岁的沈静，小时候跟父母去杭州旅游，因眼疾，西湖的美景一点也看不到，这是她最大的失落。她心里有个愿望，就是走出山里，或者走得更远：“我很想再去看看西湖。”58岁的邬幼芳女士、40岁的舒建军先生，他们也都只离光明一步之遥。对于他们来说，也许还要继续等待，但毕竟，那一湾海峡，在他们模糊的视线里，第一次这样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