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子”、邵永利、叶志勇3人都曾是温州市反扒志愿者成员，但几个月前，这支有五年历史的反扒志愿者队伍却无奈地解散了。他们经历了苦闷彷徨后，对窃贼的痛恨和路见不平的正义感使他们再度走到了一起。10月9日，“橙子”代表3人在网上召集温州反扒志愿者，发誓要重建反扒志愿者队伍。帖子中说：“欢迎有志于反扒的热血青年朋友们加入我们，一起为“天下无贼”这个梦想而努力！”

　　正义感让他们志愿反扒

　　“谁没有被贼偷过呢？”26岁的永嘉青年叶志勇的这句话听在谁耳里都是真理。叶志勇就有这样的经历：十几岁的时候，在游戏机房里玩，放在外面的单车被偷，回家被妈妈骂；长大以后，自行车丢了三回，钱包被偷过，手机丢过……2001年，一看到招募反扒志愿者的消息，他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我在保安公司上班，想想空下来也没什么事，跟最痛恨的小偷干，痛快。”

　　32岁的邵永利来自安徽，跟叶志勇一样是保安。他成为反扒队员一年多了，抓了上百个小偷。“橙子”来自河南，1990年随家人到温州生活，22岁的她是惟一的女反扒志愿者。今年2月3日，她的手机在菜场被偷，第二天，她就报名参加了反扒志愿者。在手机被偷几天后，橙子特地找了个手机模型放在包里，来到菜场看看这回还会不会被偷，没想到尽管小心提防，在菜场里转了半天，稍微一分神，那个手机模型不见了。这更加坚定了她反扒的决心，同时，她也认识到，反扒也是的学问的。

　　尽管反扒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但是胸中的那股正义感支持着他们，鼓舞着他们，火车站、公交站点、菜场，小偷密集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很多小偷被我们抓了好多次了，都认识我们了，一见面就掏出中华烟给我们递过来。”邵永利笑着说。

　　人群的冷漠令人心寒

　　但反扒志愿者胜利的笑容后面，也有着许多的苦恼和无奈。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者们抓获小偷的愉悦感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种种苦恼。这种苦恼源自于群众的冷漠，源自于志愿者的尴尬身份，源自于抓了小偷后无法处理的失意和落寞。

　　“其实我们抓小偷是付出了很多的，小偷们都很精，知道警察中午要休息，就集中在这段时间作案，我们就在大热天顶着烈日到各个公交站找小偷。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每天乘公交车来来去去，光车费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块钱。”叶志勇诉说的是经济方面的苦恼。

　　但这不是最让他们苦恼的。邵永利说，有一次他在五马街蹲着，看到一个小偷把手伸进了一位妇女的包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摁住小偷的手，跟那个妇女说让她一起去派出所作证。没想到那个妇女不但没有感激他，反而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问：“你是反扒队的？证件呢？”“反扒队员哪有证件啊？抓住了小偷不是就最好的证明吗？我第一次感到很伤心。”邵永利苦笑着说。

　　最让志愿者们寒心的，是群众的冷漠。有一次，邵永利和搭档一起在火车站附近抓到了一个小偷，他偷了别人的一部手机，失主一点也不知道，当反扒队员把手机交给失主要他一起去派出所作证时，失主却说自己很忙，没时间，跳上出租车就走了，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周围的群众，没想到他们都说自己没看到，摆摆手走开了。结果这个小偷因为无法取证被放走了。

　　反扒队里有一名干了5年的老队员付月友，抓了上千个小偷，他告诉记者，曾有一次他在蒲鞋市新村盯上了一个偷自行车的窃贼，抓捕时遭到窃贼六七个同伙围攻，围观的人群没有一个人来帮他，他被这伙人打得头破血流，在医院花了几百元医疗费。

　　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反扒队员们渐渐心灰意冷，反扒行动也越来越少，到今年8月份，这支原本有10多人的队伍已经近乎解散。

　　重新组建反扒队伍

　　尽管反扒志愿队解散了，但反扒队员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更加躁动，血液里那份正义感使他们面对活动猖獗的窃贼时无法泯灭自己的良知。

　　“即使我现在看到小偷，明知道抓了以后又会放出来，但还是会忍不住要将他抓住的冲动，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受害。”邵永利说。反扒队解散后，他在街上看到成伙的小偷，就要打110，让警察来抓。

　　前几天，一则报道促使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国庆黄金周期间反扒民警共抓获小偷18名，其中10人因无人举证而逃脱法律制裁。”橙子看了这条新闻再也坐不住了，她立即联络了邵永利和叶志勇，决心在网上招募志愿者，重新成立反扒志愿队。“现在天下还没有到无贼的地步，我们不能因一些小挫折就轻易放弃。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可。”橙子说。

　　“宁波的反扒志愿队有150多人，每天能保证10名队员在街上抓小偷，我希望温州的反扒志愿队也有这么一天。”橙子说。

　　温州市交通治安分局刑侦二中队队长吴绍王说，整个温州市负责反扒的民警只有10多名，这些警察的面孔几乎每个小偷都认识，一看到他们就跑。如果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反扒队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