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发布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在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排名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深圳、台州、苏州、绍兴、嘉兴、北京位居前十,我省有六个城市入选，其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和深圳的金融生态环境等级被评为最高的Ⅰ级。

　　报告根据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的高低,给出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年和2004年的金融资产质量的评分、各年份的排名以及该排名在两年之间的变化，结果表明，两年中浙江始终排名全国第一位。

　　讲信用是一种结果

　　对于这个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刘守谦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据他介绍，至2005年9月底的数据显示，温州人民币不良贷款比率为1.76%，处于全国前列，自2002年底到2004年底不良贷款比率数据分别是：4.35%、2.37%、2.12%,不良贷款比率每年呈逐步下降趋势。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该行的不良资产率为1.6%，比去年年底的1.91%又下降不少，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尤其是很多支行，其不良资产率甚至达到了零。“浙江人最讲信用，但不说明浙江人天生讲信用，这只是他们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小勇说，他认为浙江人讲信用是有具体原因约束的。

　　浙江人只能“对钱好”

　　拥有资产近千万的温州苍南人黄易龙，想起1984年自己借钱的情景仍然是记忆犹新，那时为了承包四川一个工程，他费尽口舌并答应以年底还钱为条件，从亲戚、朋友等处凑了1万元。到了年底还钱的时候，刚好有另外一个工程也在招标，而他手头的钱只够还给亲友，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好咬牙把钱还了，而眼睁睁看着丢掉另一个工程。

　　“信用是第一位的，尤其是面对亲友的时候。”黄易龙这样说。他认为，如果不还钱，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亲友圈子，其他人再也不会把钱借给自己，因此宁可少一个工程，也不能“违约”，因为圈子小违约成本太高了。

　　高小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没有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也少有国有企业，当然也没有什么国家贷款，于是缺资源的浙江私企，只好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民间借贷。

　　“钱和自然资源不同，自然资源不能走动，要拿钱来换；而钱是可以流动的，你对它好，它就会流到你这儿。怎么算对它好呢？只有三个字：讲信用！”高小勇说。他分析，讲信用并不是浙江人专用品德，在当时条件的约束下，浙江人发现讲信用比不讲信用更有利可图。这一点与广东不同，广东有港人的投资，后来办特区有国家的投资，钱来得容易，就有些用钱的坏习惯，烂账当然也就多。

　　企业多让浙江交易成本低

　　“由于浙江发达的民间金融，又大大增加了浙江的企业密度。”高小勇说。他认为，民间金融市场的发育与企业密度互为约束互为条件，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既降低了民间金融的信息成本，也节约了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这是一条成本较低的具有“浙江特色”市场演进路线。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浙江的企业密度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这导致了浙江银行的交易信息费用降低，从而使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共同利益，发展出比较健康的信用体系。

　　调查显示，全国平均万人有40家企业，浙江是79家，而路桥是1008家，几乎是全国的27倍，而且大部分是私营企业。高小勇分析，如此密集的私营企业，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对于银行来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金融企业的信息费用。

　　对于银行来说，企业越多选择余地越大，这家企业不理想就选那家，这笔贷款死了，其他几笔挣钱，大数定理也决定在这种地方贷款风险低。“在企业密度大的约束下，正当贷款生意就很挣钱，选择卷款逃逸来挣钱，代价相对太大。”高小勇总结。

　　高小勇认为，金融市场作为一种高级市场，交易信息成本是维护信用的关键，在同样大的市场半径里，浙江由于民营企业密集，所以其交易成本比较低，银行也更加监控企业的信用情况。

　　中介机构特别发达

　　或许对比同样在长江三角洲的江苏，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浙江在讲信用上的选择。据报告分析，浙江的金融生态整体上要优于江苏,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较之江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更容易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信用环境建设。

　　报告认为，就信用制度建设而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培育良好地区商业文化和信用制度，特别是有利于各类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形成，为金融活动提供有效的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融资担保等各类中介服务。

　　据了解，浙江省现有担保机构133家，注册资金近10亿元，担保机构注册资金最高的达5150万元，平均为1223万元；浙江典当机构有98家，今年新增加15家，最高注册资金达6000万元，平均注册资金超过1000万元。据刘守谦介绍，在温州总贷款中90%以抵押担保为主，其中80%以房产、地产作为抵押，因此相对来说，银行放贷比较从容。“政府干预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人士说。卓勇良表示，由于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因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很少像其他省份一样，为了国有企业去干预银行的放贷活动。而相对来说，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记录会比较高，因此浙江信用程度也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