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册上，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电影史册上，更是举足轻重。

　　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一位进步作家的夏衍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成功地组建了党的电影小组并担任组长，由此开辟了中国进步电影的新局面。他对于推动前期中国电影的根本性变革，使之走向繁荣，并形成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夏衍担任主管电影的领导后，提出了一系列电影发展的理论，比如“电影一定要考虑观众口味”等。这些话在今天的电影创作、发行等领域看来，都是不无裨益的。

　　今天推出的是两篇纪念夏衍的文字。从他的故居寻访，我们看到了他当年的生活痕迹；而在他孙女沈芸的叙述中，老人的形象更是亲切和丰满起来。

　　出了杭州艮山门，往西北方向步行不远，就是彭埠镇严家弄。1900年10月30日，中国进步电影的前驱者夏衍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20岁时，夏衍才离开这片故土，投身革命。

　　60年后，夏衍重返旧居。当时，浙江大学教授、夏衍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陈坚全程陪同。

　　上周日，在温柔的阳光中，记者跟随陈教授走访了夏衍故居——严家弄50号。

　　陈教授回忆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德国留学生对我说，他特别想来杭州寻访一下夏衍故居，很想知道当地的民风民情，审美习惯，它们怎样影响了夏衍的电影理念。”

　　陈教授说，在寻访过程丝丝缕缕的细节里，能看出夏衍人格形成最初的一些基因。

　　夏衍

　　著名作家、编剧。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

　　1921年，留学日本。

　　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他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并建立秘密的党的电影领导小组。

　　1933年，夏衍编写了第一部电影《狂流》，拍成影片后被誉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此后，他陆续创作了《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压岁钱》、《祝福》等18部电影剧本，并创作多部话剧。

　　解放后，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多部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经典影片均由其编剧；出版有《夏衍选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等著作。

　　1962年5月，他获得首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

　　1994年10月，他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1995年10月31日，夏衍骨灰撒放仪式在杭州举行。

　　和大部分名人故居坐拥清幽环境不同，这里的地理位置显得有些喧闹。记者特意在故居不过20米距离的范围内，作了一次随机调查，结果却让人有些尴尬。

　　打听严家弄的具体位置，夏衍故居的门卫老杨在电话里顺口说：“在杭州东站小商品市场附近。”

　　和大部分名人故居坐拥清幽环境不同，这样的地理表述是有意思的。

　　记者和陈教授一起来到东站小商品市场。近前的严家弄，不过一条二三百米的小路，更像是城市与农村的过渡地带。纽扣店，拉链商行，窗帘世界，发廊……临街的商铺紧密错落地排列着，一种特有的无序和喧嚣气息弥漫着。

　　远远地，在一片三四层楼高的农居房铺陈的色彩中，一幢旧式宅院的屋檐角上，两个古朴的红灯笼特别显眼。

　　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仍然固执地显示着某种印记。

　　夏衍故居就坐落在严家弄这个路口。这座五开间的老宅，看上去古朴、淡雅，还有一种寂寞。

　　周遭的巨大声浪放大了这种寂寞。故居门前，一辆三轮车上，歪歪斜斜地架着一块木板，七八个男子围成一圈打扑克，战事正酣。

　　对于这个家门口的文化景观，人们的认知度到底有多少呢？记者产生了疑惑。

　　与故居只隔了20米的路对面，记者随机调查了10多家商铺的主人。结果，既令人吃惊又在意料之中，只有一人能说出夏衍从事的职业，大部分人没有参观过这个近在咫尺的景点。

　　记者绕到故居后面的一个廊棚里，严家弄的老人们每天都聚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

　　81岁的老人夏芝兰断断续续地说，她家原来就住在夏衍旧居的对面，“那是一幢五开间七进深的清代建筑，已经有点破。出庆春门就能望见高高的风火墙，我们都叫它‘沈家墙里’。”

　　据老人描述，那时的严家弄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背街冷僻，鸡犬相闻，两辆羊角车刚好擦肩而过。“那时候，我们这里就是城里头的菜园子。他(夏衍)很小就去德清外婆家念书了。我没什么印象。倒是记得他哥哥，养蚕的，常来收茧子。”夏芝兰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他(夏衍)回来过一次，我就觉得他瘦瘦小小的。”

　　故居里，记载了夏公生活的痕迹，陈教授则讲起了许多夏公的生活细节。因为很多原因，这里相比于杭州其他名人故居而言，尤显寂寞。管理者正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阳光下，门楣上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的“夏衍旧居”的匾额显得很亮堂，记者是那天第4个参观客，参观是免费的。记者查看了前一天的访客记录，一共5人。

　　走进老宅那一刻，一股清雅、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夏衍的手稿、物品、电影海报整齐地陈列着，散发着历史的醇香。

　　夏公爱猫是出了名的。在“蚕房”，陈教授解释了夏公这种情结：“夏衍3岁丧父，他的母亲每年养两次蚕，贴补家用。老鼠要咬蚕，防老鼠必须养猫，加上家境贫困，买不起玩具，只有自家养的小猫是他的宠物。这也影响了夏衍的性格，他从小读私塾非常用功，回家做功课像猫一样，窝在房里不出来。他母亲就说他是‘洞里猫’，夏衍的一生都非常低调，不太喜欢张扬。”

　　在“北京居室”展厅，陈教授驻足了很久，这里按夏衍北京斗室原貌，摆放着全部家什：一幅宽边的老花镜、一个旧式收音机、一个暗旧的热水袋，床头放个茶几，床尾摆把藤椅。陈教授介绍说：“夏衍有个习惯，把被子放在床中间靠墙当靠垫，人坐在床上与别人谈话。这个坐卧习惯和家什摆放一直保留了下来。”陈教授说，晚年的夏衍就坐在藤椅上拿着放大镜写作，他拒绝用录音笔录的方式，一笔一画写出了30万字的《懒寻旧梦录》，密密麻麻穿梭在字里行间的蝇头小字力透纸背，有着历经跌宕后的智慧。

　　故居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有些无奈地说，夏衍故居是城东仅有的一处人文景观，地理位置上也显得较为尴尬，与西湖边的名人故居相比，人气显得淡了一些。从参观的人群来看，青少年是主流。他告诉记者，现有的夏衍故居仅有1000多平方米。按照原貌，旧居是五开间七进深的木结构房子，据说可以住500个人。因此，夏衍故居还要扩建。

　　“我们有一个设想，在夏衍旧居的周边，半个平方公里内，建设夏衍电影文化一条街，建造百乐门舞厅、新雅酒楼、沁大昌茶馆、先施公司等老式建筑，还有有轨观光电车，播些老电影歌曲，再现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风情。”

　　陈教授静静回忆了夏公1981年第一次回归故里的场面。从他的叙述中，记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杭州这片土地让夏公不论走到哪里，都是那么留恋。在故去后，家人遵他遗嘱，把夏公的骨灰撒进了钱塘江。

　　阔别了60年后，1981年5月23日，夏衍参加首届电影金鸡奖来到杭州，重返故里。

　　陈教授回忆起了很多细节：“当时，夏公从新新饭店出来，要去严家弄老宅。一群记者围在车外，他就生气了，用很浓重的杭州官话说，‘怎么要衣锦荣归啦！你们去，我不去了。’

　　到了严家弄，邻里乡亲围了一大群，夏公拄着拐杖，一颠一颠。他的皮鞋一只要高出6厘米，走着很痛的。不过，路上，他还是打趣道‘穿高跟鞋，蛮好的’。”

　　那一次，夏公先在侄孙沈之雄住的一间耳房里和乡亲们寒暄了一会。他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收成怎么样，油菜籽，络麻，产量好不好？”

　　当时的严家弄老宅只剩下一排差不多2层楼高的风火墙，墙面斑斑驳驳。“在寒暄之后，夏公直奔陈家荡旁边的一间平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我母亲的房间’。”陈教授描述，夏公话语不多，他一手扶着墙壁，静默了很久，神情很安静。

　　“‘我6岁时在塘边钓鱼，一脚滑进池塘里，差点淹死’，81岁高龄的夏公，回忆起这些童年趣事，依然记忆忧新。”陈教授感慨道，“可惜，现在陈家荡和风火墙都已经没有了。”

　　陈教授说，此后，夏公每隔几年就要来杭州一次，他去过大学校园与莘莘学子座谈。1989年，他还把毕生节衣缩食而收藏的102幅珍贵书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博物馆，其中，《扬州八怪》的作品和齐白石老人晚年所作的《贝叶秋蝉图轴》最为珍贵。

　　夏公曾说：“人家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杭州才是个大公园呢。”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清醒地对家人说：“我要回杭州去了。”

　　1995年2月，夏公与世长辞。10月，他的骨灰撒进了钱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