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与环保这一系列矛盾，促使浙江不断寻找着解决环保困局的“良方”。然而，尽管经历了从“谁污染谁治理”模式到“排污交易权”模式的嬗变，但事实证明这仍然不是破解难题的最佳方法。

　　“房子是新了,钞票是多了，但水变黑了。我们还是怀念河里有鱼虾、树上有小鸟的日子。”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污染，近年来，浙江老百姓的环保诉求渐盛。

　　老百姓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与环保这一系列矛盾，促使浙江在这些年来不断寻找着解决环保困局的“良方”。然而，尽管经历了从“谁污染谁治理”模式到“排污交易权”模式的嬗变，但事实证明这仍然不是破解难题的最佳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开始尝试另一种新的治污模式——将环保治理的话语权交给民间资本，并赋予其一定的垄断地位，保证民间资本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实现“我治污，我收费”。

　　取得话语权的浙江民间资本开始为此而兴奋，但社会公众和环保人士却开始有了另一层隐忧——资本的逐利性与环保的公益性如何平衡？治污者、排污者、政府部门在利益博弈中如何才能实现“共赢”？“谁治污谁收费”这一模式能否最终成功破解浙江环保困局？

　　环保诉求不断：我们不愿被毒死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寻找古人诗一般的意境，11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贯穿杭州市区的钱塘江北岸。但仅见浑黄的江面上零星漂着几条渔船，不免有些失望。

　　登上渔民张大爷的小船，见他熟练地向江中撒着自己的鱼网，但收获并不多，偶尔只能捞上来两三条小鱼。

　　“现在鱼不多了，都是江边这些企业老板害的。”张大爷愤愤地说。据他称，由于沿江一些企业常年偷偷向钱塘江排污水，不仅毒死了大量鱼虾，还危及到附近村民的身体健康。“我们村很多人得病，还有好几个患癌症死了。”

　　记者请求张大爷顺江而上，希望能抓个排污“现行”，但深谙其道的张大爷却告诉记者那是“白忙活”，因为偷排的企业都是晚上干这事，天亮就“收工”了。一路行来，记者发现钱塘江两岸分布着不少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而正是这些企业让钱塘江一“病”就是七八年。

　　“我们不想被他们毒死！”据张大爷称，因为害怕得病，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的1000多名村民去年底曾联名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信反映钱塘江的污染情况。千人签名信寄出后，引起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高度重视，限期浙江省做出处理。“经过整治，情况比以前好了些。”

　　张大爷的说法，记者在浙江省环保局得到了证实。该局一名工作人员承认，浙江农民日益觉醒的环保权利意识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凸现。据浙江省环保局统计，2004年该省有关环保问题的上访件高达5万件，居各类信访问题前列。

　　依照常理，城市污染远比农村严重得多，因此常见城里人拖家带口跑到农村呼吸新鲜空气，而远离城市的浙江农民为何近年来却不断向政府部门提出一个又一个环保诉求？

　　对此，浙江省环保局的解释是——在浙江的工业产业构成中，容易造成污染的行业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这些企业大多散布在广大农村。虽然近10年来，浙江大量企业开始在各地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但这些工业园区大多还是分布在农村的角落，紧挨农民的生活区域。而由政府投资的污水处理厂又基本上集中在城市或者规模比较大的开发园区，所以触角难以伸及农村中小企业。”

　　面对公众的环保诉求，钱塘江畔某地方政府官员感觉有点委屈：“一旦某个地方环境出现问题，老百姓从来不认为政府是好的，总是说政府与企业是穿一条裤子的。”老百姓的这一看法确有些偏颇，但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卫东却认为，我国正处于由“环境不断恶化”向“恶化速度下降”这一转变时期，对于政府来说，要注意平衡企业与民众的关系，通过疏导、沟通来防止过激行为。

　　“政府传统的格局和理念对于环境问题已经不适用了。如果再按老一套去办事，那么将永远是‘消防员’，永远是被动的。”浙江省上虞市市长徐文光这样说。

　　那么，在环境治理方面，浙江省此前的模式是什么？为何这些“老一套”已经不适用了？在公众环保诉求出现井喷的情形下，浙江是否找到了更好的治污办法？

　　治污模式嬗变：仍然留下遗憾

　　公众高涨的环保诉求让浙江相关政府部门面临着沉重压力。“一边要发展，一边要和谐。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性的体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过。”浙江地方官员这样说。

　　客观而言，为破除经济发展中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环保瓶颈”，浙江政府部门一直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遗憾的是，此前相继推出的两种治污模式效果都不理想。

　　“在工业污染防治上，浙江最初采用的是全国通行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也就是由企业自己治理产生的污染，并负担治理成本。”浙江省环保局建设处王处长介绍说。然而，因为这一模式最终取决于企业自觉的环保意识，而中小企业却因受利益驱动和低成本竞争的压力并不怎么“买账”，因此效果并不明显。

　　浙江嘉兴秀洲区环保分局局长张建明对此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1998年，张建明参加了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进行的太湖流域大规模治理行动。在两年时间里，太湖流域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流域内大量企业被关闭，废水排放量100吨以上企业全部装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可是治理行动一结束，再跑下去检查，发觉没有一家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在正常运作，有的企业请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来管治污，纯粹是摆样子。”

　　“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需要的是企业的自觉自律和环保部门的强力监控，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下，治污更像是发生在不良企业与环保部门之间的一场没有“终战”时日的“游击战争”。

　　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浙江引进了“排污交易权”这一新模式——污染企业像购买商品一样，向当地环保部门购买50年不等的排污指标，企业排污只要超过每年购买的指标就会被停产。如果通过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减少了排污量，则可以将自己剩余的指标用于扩大再生产或者再像商品一样出售给其他需要的企业。

　　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着严重缺陷。据浙江大学生态经济学专家沈满洪教授介绍，“排污权交易”把环境容量当成了一种特殊商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治理环境污染，具有先进性。但是，当“排污权”成为关乎民众利益的公共资源时，科学测算区域环境总容量和合理分配指标就成了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关键。“总量越高，企业获得的指标就越多，但污染会更严重;总量越低，环境质量就越好，但企业发展会受到影响。这是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因此,难以保证每个地方的污染总量控制都是合理的。

　　而据浙江省环保局称，由于排污权有偿交易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可能导致污染企业向其他非交易区转移。此外，由于排污权的分配指标和交易方式掌握在地方环保部门手里，权力寻租等现象可能会带来廉政风险。

　　政府“退位”：民资取得话语权

　　“我们是由3个股东投资组建的专门处理工业污水的民营企业，为开发区内的6家印染企业处理污水。政府给我们的经营期是20年，经营期满后要无偿移交给政府。”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开发区的“环科污水处理厂”厂区内，一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收费标准是你们定的吗？现在是多少，以后会不会涨价？”“我们向排污企业收取的费用标准是每吨1.8元，包括处理成本和我们的合理利润，价格是由政府部门核准的。”“你们自己不能根据市场行情定价，要是进厂让你们处理的污水不多，那不是亏了吗？”对于记者这一问题，该工作人员笑着说：“这一点我们老板放心得很，因为政府给我们承诺的是，如果每天进厂污水少于7000吨，政府就会给我们补贴。”

　　据称，这家污水处理厂正是浙江治污新招的“样板”，而这一新招的核心理念就是——政府“退位”放权，让民资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角。

　　每天有7000吨污水就保赚不亏，少于7000吨自然有政府补贴，这种不必担心利润的好事让浙江民资兴奋不已，纷纷从“炒房”、“炒煤”大军中退出，加入到这一新机遇中来。“浙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环保困局’，投资环保服务产业肯定是政府鼓励的，如果不抓紧进入就会失去机会。”浙江家纺业重镇海宁市宝丰热电的投资者之一傅宝林兴奋地说。

　　对于“谁治理谁收费”这一新模式，浙江省环保局将之界定为“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这个原先一直由政府垄断的公益事业”的一个大胆尝试。“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根据环保需要进行项目招商，治污企业的工程规模、排放标准、收费价格等由政府决定，但投资者享有局部经营垄断权，在排污量不足时由政府给予补贴。此外，投资者在土地价格等方面还享有优惠，可保证投资者收回投资并有利可图。”

　　据浙江省环保局介绍，目前，民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取得浙江环保治理“话语权”，除如余杭开发区的“环科污水处理厂”采用的BOT模式(建设—运营—移交)外，另外还有“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其余大部分都由民间资本介入”和“由具有环保设施运营资质的专业公司承包运营排污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这两种方式。据悉，目前投资环保的浙江民间资本大多采取“BOT模式”，即建设—运营—移交。

　　不可否认，“谁治理谁收费”模式是浙江为解决“高速发展的经济与滞后的环保治理这一矛盾”的创新之举。但让社会公众和环保人士感到担心的是——政府退出主导地位，而允许民资逐利环保这一特殊公益事业，如何才能处理好“逐利性”与“公益性”的内在冲突？这一创新模式会不会因为治污者、排污者、政府部门的利益博弈而“走样”？“谁治污谁收费”这一模式能否最终成功破解浙江的环保困局？

　　纵深借民资之手治污浙江需过两大关

　　浙江治污新模式首先面临的关卡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据浙江环保部门介绍，目前投资环保的浙江民间资本大多采取建设—运营—移交的“BOT模式”，即由政府负责招商和制定规则，民资负责建设、运营，并在若干年后将工厂移交给政府，其间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和相应条件下的政府补贴。

　　“BOT不是企业同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政府同投资人之间的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双赢，也可能是单赢。如果是单赢，不论赢的是投资人还是政府，都会为将来的进一步市场化埋下隐患。”环保专家李仕林称。

　　事实上，投资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我们治污企业用地是比照一般工业企业的政策执行的，享受不到减免税，而国家投资污水处理厂却可以免征增值税。不仅如此，在排污收费方面，政府投资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向公共水体排放是不收费的，但我们却要被收费，这事实上是增加了治污企业废水处理的成本。”浙江洪合镇污水处理厂投资者徐锡彪说。

　　但是，环保专家们却认为，在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中，由于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地方政府容易急于求成，可能会轻易接受投资者开出的条件，因此企业其实处于有利地位。

　　“比如某水厂的各种设备投资实际仅仅需要500万元，但如果投资者用其他方式‘蓄意’扩大到1000万元，并以此作为成本基数来计算利润的话，就会在公益事业民营化过程中出现看似合理但不合法的成本确定问题。”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周林军研究员称。如果这种情况果真发生，政府还为保障投资者利润的稳定而提供财政补贴，实际上是使公众利益在民营化中受到了损害。

　　环保专家李仕林还指出了政府可能面临的另一个风险：“BOT的关键是投资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签订，就不能够单方面更改。而且这种协议一般是20年或更长，在这20年中，不论技术进步或管理进步使企业内部效益提高多少，政府必须照协议付账。如果是这种情况，企业内部效益最大，而社会效益并非最大。”

　　如何协调好治污者与排污者之间的利益纠葛，则是浙江治污新模式面临的第二道关卡。

　　“现在那些污染企业认为自己付了钱就毫无顾忌地随意排放，(如果)处理成本超过收费，我们只有退出。”投资者徐锡彪说。

　　浙江省环保部门的专家称，如果没有合理的投资回报，治污企业就会失去自我运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基础，最终难免会走上“环保靠政府”的老路。

　　一方面担心自己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却为自己的成绩自豪。徐锡彪称，他投资的洪合镇污水处理厂一年产值就达1000万元、毛利300万元、交纳税收159万元，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徐锡彪的自豪却被环保专家解读为“治污企业利润的不合理”。“治污企业的赢利主要来自于对排污企业较高的收费。排污企业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价格，是因为集中治理以前的交费标准较高或原来自己处理的成本较高。长期下去，就会引发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双方利益的平衡问题，需要政府的协调。”

　　此外，浙江省环保局建设处王处长还有另一层担心，那就是——治污企业和排污企业也有可能达成默契，排污企业少付钱、治污企业处理不达标就排放。

　　浙江不少环保专家认为，民资逐利环保，从而成功破解环保困局，最重要的价值理念是——排污者通过向治理者购买治污服务而承担了治理义务，而治理者则通过出售治污服务从中获益。但是，如果任何一方缺乏诚信，“游戏”就难以进行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社会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