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两位浙江籍越剧演员主演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梁祝》从此展开彩色翅膀

　　“银色的光，给了旧的舞台以新的生命”。这是田汉在1937年看了周信芳主演的戏曲电影《斩经堂》后的感受，他高兴地看到了中国古典戏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从中国电影诞生的那一天起，戏曲就和电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诞生，让越剧这个古老的剧种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当年，这出《梁祝》是如何展开彩色的翅膀？两位浙籍演员袁雪芬、范瑞娟怎样在银幕中诠释这段爱情经典？影片拍摄中，又曾遇到哪些困难？日前，本报记者采访“祝英台”袁雪芬，听这位老人娓娓道来半个世纪前的难忘回忆。

　　《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名《梁祝哀史》，是越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

　　“最早的《梁祝哀史》，根本就是迷信和色情的杂烩。”日前，在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家里，这位影片中祝英台的扮演者如是说。

　　袁雪芬告诉记者，在最早的《梁祝哀史》里，梁山伯之所以和祝英台同窗3年认不出她是女子，是因为梁的魂魄被祝摄走，后来祝将魂魄归还于他，他才明白她是女儿身。而在著名的唱段“回十八”的路上，被祝英台戏称为“呆头鹅”的梁山伯以前可是满嘴的淫词艳曲。

　　当时，年纪尚轻的袁雪芬，最不愿意演出的剧目就是《梁祝哀史》。面对着台下肆意的喊叫，以及恶意的哄笑，生性倔强的袁雪芬强忍着内心的愤懑，对自己说，“我要改变。”

　　1940年，逐渐出名的袁雪芬带领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始越剧改革运动，大量上演新戏。而《梁祝哀史》再次上演时，变成了《新梁祝哀史》，不仅将内容进行大量的精减，两位主人公更是一改以往庸俗的形象——祝英台成为天真、忠贞的少女，梁山伯则是那个呆而可爱的书生，两人的爱情成了干净、明亮、永恒的悲剧。

　　于是，当《新梁祝哀史》上演时，台下不再是哄笑、叫喊声，原本看热闹的观众开始真正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每次袁雪芬演到动情处，更是台上台下哭成一片。自此之后，由袁雪芬和范瑞娟合演的“卫生版”《梁祝哀史》成了当红炸子鸡，场场爆满。

　　就这样，电影版的前身基本成型，新剧大受欢迎。老版的《梁祝哀史》也就此慢慢消失了。

　　1952年下半年，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举行。袁雪芬、范瑞娟被指定进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场大会上，《梁祝》获得了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范瑞娟还荣获演员一等奖。在拿到奖杯的同时，她们得到了上级明确的通知：马上开拍彩色电影。就这样，《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指定为第一部拍摄的彩色电影。

　　1952年年底，《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始拍摄，参与拍摄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激动。在当时，一部黑白电影投资近20万元，而彩色电影更是翻倍。

　　中国电影制片厂觉得中国当时的彩色电影技术不过关，而且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基于保险考虑，他们曾数次建议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改拍成黑白片。而当时的外国专家甚至明确地表示说：“中国要拍彩色电影，等3个五年计划过了再说，现在你们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

　　尽管面临着种种质疑，以及紧张的财政状况，但到最后，大家还是决定拍摄彩色电影。

　　万事开头难。彩色电影还没开拍，意料之外的情况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盏从国外进口的阿克炭精灯上。彩色电影需要充足的光源，而这两盏阿克炭精灯老是不停地闪，无法散发出足够的光。

　　最后，在反复抉择之下，电影厂决定改拍黑白片。

　　就在大家拆布景的时候，电工突然发现：阿克炭精灯可以正常工作了——“原因就是装倒了这么简单。”

　　袁雪芬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心得蹦了起来。她马上找到了夏衍，把他请到了摄影棚。“从摄影机镜头里，他看到了明丽的彩色画面，激动得大声叫好。于是，他就在现场召开了办公会，再次决定拍摄彩色影片。”说起当时的情景，袁雪芬仍然激动不已。

　　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正式开拍了。袁雪芬还清晰地记得开拍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她和范瑞娟穿着越剧戏服，按捺住满心的欢喜，就这样在镜头前水袖飞扬起来。

　　在11个月的拍摄时间里，这群人为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日夜奋斗着。在最需要的时候，连上海市防空用的探照灯都借到了摄影棚——白天在摄影棚里支持拍电影，晚上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

　　“那年夏天特别热，摄影棚里那些钨丝灯一开，简直热得不得了。服装一穿好，就全湿了。两只眼睛在灯光下，肿得像葡萄一样。我后来的十二指肠溃疡等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袁雪芬回忆起拍电影那段时间，痛并快乐着。

　　1953年10月，越剧彩色艺术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

　　1953年11月5日，周总理、邓颖超以及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一同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审片。陈毅对这部电影大加赞赏：“不是有人说我们没条件拍摄彩色片吗？现在拍出了，不是很值得总结吗？”

　　导演桑弧在《追忆周恩来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写道：“1953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全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

　　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3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2小时的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周总理深思片刻，用商量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以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面。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4句唱词，却把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在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建议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又把以一只绣花鞋为信物的情节，改为赠送玉蝴蝶。而“化蝶”为结尾，也是慢慢才改变的。

　　越剧《梁祝》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代表国家的剧目，够得上国际水平”的精品之作，开始了它的世界巡展。

　　1954年5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就带去了这部影片，留下了“越剧《梁祝》饮誉日内瓦”的佳话。

　　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7月18日还特地邀请当时隐居在日内瓦、65岁的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及其夫人奥娜·奥尼尔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作客，观赏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4年8月25日，上海大光明等20家首轮电影院，同时上映彩色越剧艺术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共放映1000余场，观众近150万人次。

　　《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上获得极高声誉的中国影片之一，被一代西方观众所喜欢，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经过几十载的岁月洗礼，《梁祝》依然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并影响了大量戏曲电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