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记者送民工返乡的亲历记，就是三份真实的当代乡村报告。

　　罗教树回乡的途中还在心里希望来年不用再出来打工了，但家乡又一次让他失望了。命运注定他的飘泊。

　　候鸟每年的迁徙，其实只为了一个目的：寻找温暖。

　　和家乡相对的城市，和贫穷相对的繁华，和落后相对的文明……但南方，一定能寻找到温暖吗？

　　这个答案，李文发、罗教树、汪木清们已经给出了：“有，但也不总有。”

　　在这里，他们亲身体验过许多来自普通市民的善意，但也时不时地要忍受少数人的不尊重乃至骨子里的鄙视；这里，可以供他们挣到送子女上学、造新房、还债的血汗钱，但为此他们必须远离妻子儿女，单身只影，甚至付出悲剧的代价。

　　命运就这样关照辛勤穿梭于南北方，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尽绵薄之力的候鸟吗？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杭州上城区的领导把来自江苏灌南县的民工代表请来列席区里的人民代表大会；拱墅区的教育局长拍板允诺“让城市里的每一个民工子弟都有一张课桌”；西湖区的社区干部把民工请到邻居节上，亲手送上自己烧的可口菜肴，为他们举办自娱自乐的卡拉OK比赛……

　　这个城市里的温暖积聚得越来越多，但罗教树最大的愿望还是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送民工回家的三个记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只要看到过他们看着儿女的那种眼神，就会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候鸟眼里真正亲近温暖的栖息地，还是家乡。

　　什么时候，候鸟不用再迁徙了，就在一片原始而又充满活力的栖息地上生活？

　　安徽广德县东亭乡阳太山村——安徽保姆汪木清的家乡，一个位于浙皖边界，家家户户装着卫星电视的小山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记者王丽手记中的最后一句，一直让我感动不已：“和山村生机勃勃的毛竹相比，这些正在求学的孩子们也许才真正代表了乡村新的希望。”

　　10个出来的孩子，只要有一个回去，中国乡村新的格局，也许就会在他们手中形成；候鸟的下一片栖息地，肯定会靠他们建设起来吧？

　　像生机勃勃的毛竹

　　孩子们代表了新希望

　　从汪木清的家乡——安徽广德县东亭乡阳太山村回来已经两天了，但小山村带来的震撼却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阳太山村的现状让我意外，虽然还有泥泞的山路，破旧的平房，虽然半夜醒了起来上厕所，还要跑到田边的简陋茅厕，但，它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贫穷。在这个偏僻的山沟沟里，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几乎每家每户都安装了卫星接收器，甚至能看到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透过它，城里的生活和村外五彩斑斓的世界刺激着村民们的心灵。更重要的，他们产生了“走出去”的强烈欲望。

　　确切地说，阳太山村是一个孕育希望，正在冉冉升起的村庄。因为和浙江安吉县毗邻，漫山遍野的毛竹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源源不尽的财富，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以毛竹粗加工为生。直到夜深人静时，我还能听到编织机编竹席的“哧嚓”声。

　　汪木清的家在半山腰，她告诉我，其实越到山里，那儿的村民越富裕，小洋楼也是越盖越漂亮。因为深山里毛竹多，还有茶叶，“每年到采茶的季节都会有好多车子开到山里来买茶叶，照他们的话说到那买的才正宗。”

　　阳太山村的村民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大自然给予了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也看到，例如汪木清的小弟，这些村民们从事的仍是最简单的粗加工，一张建筑用的竹席，一般只能卖到6元，一家人辛辛苦苦从早忙到晚，只能维持生计。

　　“父亲的一床竹席曾经卖出过200元的高价。不过现在不行了，机器编的竹席又快又便宜。”汪木清的父亲是村里惟一一个能手工编织精细竹席的人，汪木清的小弟是这门技艺的传人。小弟说，手工编织的精细竹席称得上是工艺品，结婚的时候买一床能管一辈子，缺的就是宣传。可怎么宣传？小弟说他不懂，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两个孩子上学的原因，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再紧。

　　阳太山村村民对教育的重视一再让我吃惊。他们宁愿不盖新房，宁愿日子过得紧巴巴，也要想方设法供子女读书。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代价来培养孩子，原因其实很清楚——对很多人来说，教育是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机会，而对于大山里的“汪木清”们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是用力气赚钱，你们有文化的就用头脑赚钱。我们这辈子就是这么过了，反正能吃饱、穿暖就行，可他们下一辈不行啊。”这是汪木清小弟说过的话。是啊，经济的差距虽然可怕，但农村教育的忽视却更是致命伤。因为一时通不上公路，影响的可能只是一辈人的出行，然而孩子没有书读，影响的恐怕将会是乡村20年、30年的格局。庆幸的是，阳太山村的村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和山村生机勃勃的毛竹相比，这些正在求学的孩子们也许才真正代表了乡村新的希望。本报记者王丽

　　回来想想还是后怕

　　出门打工的路真艰难

　　当我提笔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我刚从22个小时的火车疲惫中缓过来。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我和罗教树还算幸运的，我们至少有座位。现在回想那22小时的历程，真的还有点后怕。

　　那天早上约8点15分，一位前往贵阳的男子突然拼命敲行李车厢和2号车厢之间的门，叫着“我要出去，放我出去。”列车员立即赶来，他死死抓住列车员的衣领大叫：“他们要抢我的钱，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列车员把他请进乘务室，在列车员和两名亲戚的安抚下，40多岁的这位男子才平静了些。但当列车员要出列车室忙别的事时，他仍然紧紧抓住列车员不让他出来。

　　“他本不是疯子，而是神经高度紧张所致。在外面打工，身上带了些钱，车上这么挤，四周都是人，他高度紧张以防钱被别人偷。时间一长，十七八个小时神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他就发疯了！他是要寻求帮助。”列车员说，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

　　面对这样的场景，我害怕，更多的是心酸。罗教树也告诉我，坐这么久的火车，比打工还要累。10多年了，罗教树每年都是过完元宵出来，然后再挤着火车回家。也难怪，罗教树打从心底里希望不用出门就能赚到钱。

　　可罗教树在家里又挣不到钱。罗教树的弟弟很年轻，可他在那个地方什么活也不干。不是他不想干，而是没活干。

　　正因为一贫如洗，那里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要工作时，罗教树的妻子唐伟秀拿起我的电脑包，看了一会儿，瞪着眼睛说：“这个包很好的哦！”摄影记者说，单买要两三百吧。突然，她一骨碌从床上站起来，拿起电脑包在床上走动起来：“我去打工了，拎着包可以出去了。”看她在床上晃动的样子，我真的很好笑(都一个三四十岁的大人了)，但更多却是感受到那种她对外界的渴望。

　　昨天傍晚，我收到了罗教树发来的一条短信：小陈，我是民工罗教树，我老婆看到你们后想到杭州打工，能不能帮帮忙？

　　我想，他在发这条短信前一定经过了很长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三天的交往中，罗教树是一个内敛的人，他不会轻易向人开口的；也或许是老婆看到我们后，更渴望外面的世界了。

　　既然家乡没能让他们赚钱工作，那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尽量地接纳他们。罗教树在回去的路上和我说过这样一席话：“在杭州打工的日子里，有些时候老板乱下命令，比如图纸是上午出来的，他要我们下午就把活干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不考虑实际就下决定，让人觉得不尊重我们打工的，甚至觉得，我们是可以欺负的”。话里面依然可以听到他的愤懑与不平。

　　是的，罗教树并不是文盲，他初中毕业，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还会木工。他所缺乏的，就是家乡没能给他机会。既然他来到了城市，让我们热情对待他们吧。本报记者陈伟利

　　别让民工带着遗憾返乡

　　几十元钱一张车票，几元钱一包方便面，临别前一句暖心的祝福……也许对许多人来说这份情意很普通。可对杭州举目无亲的湖北民工李文发说，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前，离别时包工头补贴的几十元钱卧铺票，几句贴心的问候，几包让他在火车上吃的方便面，让这位憨厚老实的农民感恩不尽，在奔驰的火车上，他一直想着来年如何来报答人家。

　　李文发和妻子刘桂娥都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都体验过身在异乡打工时，那种酸甜苦辣的感觉。在湖北麻城市铁门岗乡豹子山村李文发的家里，他感慨地告诉我们：2002年，我们在南方某省一个电子元件厂打工，工资不高，但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有一年春节前，为赶工期连续加了十多天的班，但回家过年时老板不仅没发一分钱加班费，还扣了每人一个月的工资，说这叫工作“押金”，怕我们来年不去上班。春节过后，我们几个湖北麻城的老乡宁愿不要这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去受这窝囊气。刘桂娥还告诉我：在南方打工时，有时生病了，没钱看病，老板不是叫我们领工资，而是叫我们写借条，第二个月不管你有没有钱买菜烧饭，很快就在工资里扣掉。明明花的是我们的血汗钱，却还要看他们的脸色，真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在和李文发他们相处的几天时间里，我深深地感到：其实，民工对老板的要求真是很低的。只要把他们应得的血汗钱及时发给他们，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再额外给他们买张车票，或买点年货，他们真会把老板当恩人一样感激的。但即使他们的要求这么低，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得更多一点呢？

　　在杭州，有关部门已为外来打工者建起了民工公寓等爱心设施，为部分民工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但那毕竟是少数。有民工的单位，能否腾出几间“夫妻房”，让民工的妻子也有个探亲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机会和场所呢？有时，夫妻两地分居的时间长了，一些隔阂不及时消除，影响夫妻感情。就连和孩子的感情，也会慢慢疏远。李文发他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长期远离对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的影响。

　　一张借条，一个眼神，一间陋室，竟然对背井离乡的民工留下如此遗憾。那么，当我们住着民工造的房子，走在民工修的路，吃着民工端来的菜的时候，你是否考虑应该为民工做点什么？特别是靠民工赚钱的私营老板，是否为民工多送温暖，少留遗憾。孙连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