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味道之所以在农村格外浓，烧柴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过年时，浙江山里的农民会在锅灶上架起高高的木桶，里面要放上事先用水浸泡过夜的早稻米，慢火蒸上二个多小时，那样做出来的饭既有特殊的清香又有韧性。这锅柴灶饭一般要从除夕吃到正月初五。柴灶里一般也都炖着成条成块的大肉，那是要放起来做白切肉块吃的。年前蒸几百个酒酿发酵的大馒头、一匾又一匾的水磨粉年糕片也都少不了柴灶。除夕夜，柴灶是不息火的，微火煨着，初一早上起来就捅旺炉灶，煮上一锅子热腾腾的汤圆。

　　这一农村常见的过年景象有一段时间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为在不少农村，传统的柴灶已经逐渐被现代化的煤气灶替代了。然而近段时间来，在一些已经用上煤气灶的乡村，又升起了袅袅炊烟，灶头重新旺了起来。

　　新农居也见灶火红

　　冬天的晌午，常山农妇储根花烧旺柴灶开始准备午饭，柴灶前零散地堆放着劈开的松树枝干，还有盛在畚斗里的茶籽壳。而这时候，邻居家的烟囱也差不多同时起了袅袅炊烟。

　　这一幕在农村原不算稀罕，但储根花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她不是住在普通的农村，而是住在一个经过政府专门规划的脱贫小区里。她家的新房颇为现代化，有三层半高，里里外外装修一新，煤气灶、洗衣机、饮水机这些象征了城市生活的用品储根花家全有。

　　虽然如此，储根花却宁愿空守着煤气灶，而去烧柴灶。由于这个农居新居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安放柴灶的地方，储根花还特意把后院封起来改做成灶间，砌起了一口大柴灶。

　　储根花所在的东鲁集镇东盛小区住着30来户下山脱贫的农户，几乎家家都像储家一样，为砌柴灶封了后院。储根花说，这不算违章建筑，因为新区落成后，几乎家家农民都提出了要自己搭柴灶的要求，所以乡里同意各家封闭后院。

　　常山的一名基层干部说，东盛小区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眼下，不少迁进新村、住上楼房的农民还是舍不下柴灶，因此一家用双灶(煤气灶和柴灶)的情况非常普遍。

　　白石镇小白石新村是一个档次颇高的农民新村，所有的住房都是经过统一规划建造的。就在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和城里社区一样漂亮整齐的社区里，却冒出了许多“违章”厨房。村民侯小友家的厨房就是其中之一。他与邻居利用两家之间七八平方米的一块空地，搭起了一间平房，各家占一半。侯小友在里面做了个土柴灶，没有烟囱，就在外墙上装了个换气扇。采访中，记者看见侯小友家也有个煤气单灶，但上面落满了灰尘，应该是好长时间没动过了。侯小友指着灶上的一瓶煤气说，这一瓶已经烧了7个月了，还没用完，偶而用来救救急罢了。

　　煤气涨价助燃柴灶旺

　　按理，煤气灶进入农村家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使用起来又干净又便捷，为什么柴灶还会重新流行起来呢？

　　“煤气灶固然方便，但是要花钱不好。”储根花回答得很坦率，“在农村，劳动力不算成本，烧火的材料满山都是，而煤气却得实实在在从兜里掏出钱去买。”在农村，农民自然不愿意放着现成易找的资源不用，先去花钱的。

　　储根花的观点带有普遍性。当地村民说，这几年封山育林，山上的枯枝枯叶很多，草木也长得很茂密，就地取材没有什么困难，以前一担柴要砍50个平方米，现在砍10个平方米就挑不动了。常山的山上有的是茶籽壳、松树桠、灌木丛，不充分利用起来更是浪费了，而且资源也需要循环更新的。

　　相比煤气灶而言，烧柴灶确实更符合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小白石镇的农民、60多岁的侯金奎现在还常常上山去拣柴火。他说，农村人不比城里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的儿子、媳妇都在外面打工，白天他一个人干完了田里的活，就顺带到附近山里捡些柴火，很方便。侯金奎的儿子是开拖拉机的，一年烧几瓶煤气的钱，他家还是有的，但是能省的钱为啥不省？所以他家用的最多的还是柴灶。

　　对于农民来说，煤气原本已经够贵的，而去年下半年以来煤气涨价则使得更多的农民重新用起了柴灶。有农民倒苦水说，煤气价格像雨后春笋，越涨越快，当初装煤气的时候，一瓶煤气才50多元，现在涨到90多了，如果要烧煤气的话，以农村的生活饮食习惯，一个月一瓶还不够，一年就要一千多块钱，怎么吃得消呢？据常山县的煤气公司去年11月份做的一个消费调查显示，去年下半年煤气涨价后，有的乡煤气消耗量一下子下降了50%，消耗量下降30%的乡更是普遍。

　　柴灶：那就是农民的家

　　“柴灶是什么？那就是家！”这是招贤镇溪上村的老农民徐尚的原话。比钱的问题更深的，是农村的“柴灶情结”。

　　就拿老徐来说，尽管他和儿子已经盖起两座新楼房，新家添置了煤气灶和一些厨房电器，但土柴灶还是占据了家里烧菜做饭的主导地位。妻子做饭时，老徐喜欢坐在灶前帮着添火，“柴火一把把添，灶里的火光亮堂堂，那才有家的温暖，感到旺的人气。”

　　农村特有的柴灶，也让那些已经离家进城的人回乡时真正有了回家的感觉。在外工作的王伟红说，回方山村婆家，感到最开心的事就是吃柴灶上烧出来的大白菜和辣豆腐。她感觉，那味道远胜过烧得一手好菜的丈夫的手艺。这其中的奥妙，也只有农村家庭出来的人才能体会。

　　王伟红说，柴灶基本是横排的双锅，双锅之间又砌入一个金属水罐，菜饭熟的同时，水罐的水也热了，既可以喝，又可以用来刷锅洗碗，这种设计是农民的经验创造，特别科学。尤其到了冬天，柴灶的魅力更是无与伦比。灶堂里火红的柴火伴随着噼哩啪啦的柴火爆裂声和烤番薯的甜香味，把整个屋子都烧得暖烘烘香喷喷的。也有一些农村家庭，平时已经不大用柴灶，但是到了正月里却喜欢烧一烧柴灶。

　　老人们说，农村特有的一些传统习俗离不开柴灶。许多农村过年要“谢年”，感谢上苍一年来的庇护，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谢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拜谢“灶神”。通常会在柴灶的神龛前摆上糖果糕点和一尾鱼，点上一对大红蜡烛。虽说现在大家不再相信灶神爷的传说了，但是习俗并没有怎么改变，没有了柴灶还叫什么过年呢？

　　建设新农村=简单城市化

　　农村的土柴灶，可谓历史悠久了，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政府曾经花费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在农村推广“以煤代柴”、“以气代柴”，一段时间以来，柴灶用得确实少多了。而现在，不止在偏远的山区，即便在农村最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农民新村里，土柴灶却有了复苏的势头，这中间折射出了农村文明进程中的重重复杂性。

　　柴灶重新旺起的直接诱因是煤气价格涨了。然而仔细分析，这个诱因又不仅仅是涨价那么简单。煤气涨了几十元，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影响不算太大，但是农村居民却抗不住了。这反映出：即便在农村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城乡间、工农业间的协调发展，仍然不容忽视。据了解，某县去年一年减免掉的农业税和特产税总共约800万左右，全县的农村人口是28万，摊到每个人头上，每个农民一年从县财政这一块能得益28元左右，而一瓶煤气涨价就涨了近40元。

　　追求便捷、舒适的生活，是人的天性，从长远来看，柴灶无疑会被更加环保和便捷的灶具所替代，柴灶重新旺起，应该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然而这个“暂时现象”却引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就现阶段来看，在农村，任何建设都必须和当地的地域环境、习惯、文化相适应。农村的文明进程是一个逐步吸纳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过程，而不是推倒重来。

　　柴灶就是如此。即便在农村逐步普及煤气的今天，它在一些地方还是具有生命力，因为它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改变。记得曾经有媒体报道,有些地方农民装修了新房，雪白的浴缸却用来浸泡年糕的故事。有人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农村文明程度偏低，有待提高。但是，换一个角度，它和“柴灶重新旺起”同样说明了另一个道理：简单地把城市文明的成果拷贝到农村去，这些“成果”不一定就能服农村的水土。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也会有“排异”反应的。究竟怎样才算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城市化的概念，新农村建设也不该是简单的农村城市化运动。

　　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其持续的惯性和力量，比我们想像的更强。我们在建设新农村时，如果顺势而为，为农民提供更廉价、更符合农民生活需要、更切合农村文化传统习惯的物品，也许会让“储根花”和“侯小友”们更满意，更感到农村生活的舒适。农村的灶头生活，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农村习俗的承载物，它的完全被替代或许还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炊烟在一些地方还会再“袅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