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的确改变许多人和事

　　干了大半年，三个人应该为“爱心纸工程”骄傲，因为这一善行的确正在改变许多人和事。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他们自己。陈波琴说：“这段时间，我们接触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些困难群体，只要稍微帮他们一下，他们就感激得不行。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对自己的行为便有了新认识……”

　　在富阳的废纸回收市场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景象：穿着体面的一男一女混杂在一群捡破烂的人中间，女的正起劲地与收购废纸的经营户讨价还价，男的显得很尴尬，催着女的快走……他们是陈波琴和胡玉祥。刚开始去卖废纸的时候，人家把他们当成怪物，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人去卖废纸的。起初，胡玉祥在众人好奇的眼光里有点受不了，慢慢地适应了。他说：“做这件事得有点‘脸皮厚’，放不下老板的架子，就寸步难行。”

　　受助者的命运是被改善最大的。家政女工濮小红有智力残疾，原在一家福利工厂上班，工厂倒闭后她下岗了，生活变得一团糟：与丈夫离婚，带着读小学的女儿寄居在父母家。同住一处的嫂子嫌她没有收入，在娘家白吃白住，言语间总是夹枪带棒。外出找工作吧，可谁要一个智力残疾的人呢？亲情炎凉，前途渺茫，心情抑郁的濮小红为了少和家人见面，每天在外乱逛，要天黑才回家，痴呆的症状甚至比以前加重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爱心纸工程”收留了濮小红。如今，每天一早，陈波琴就能接到濮小红的电话，询问当天的工作安排。陈波琴说，她是最珍惜这份工作的一个员工，虽然智力残障，但有的是力气，每次外出收废纸总是冲在最前面，手提肩扛比男工都卖力；给老人去做家政，只要交给她的任务，她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做到老人满意。现在，她每个月能挣六七百元钱，中餐免费，每天开开心心的，也愿意与人交流了。前不久，陈波琴、胡玉祥到员工家拜年，濮小红的老母亲拉着他们的手流下了眼泪：“你们让小红重新做人。将来我们不在了，有你们这样的好人帮助，我们在地下也放心了。”

　　在拱宸桥敬老院，只要“爱心纸工程”的家政工人上门为老人清洁房间、洗衣晒被时，老人们几乎是列队出来欢迎。女工们发现老人平日的膳食中荤菜相对少些，而有的老人对肉特别馋。回去一说，陈波琴按照老人的人头算好数量，自己到菜场买来大排，烧好送到敬老院里，还一块块分到老人的碗中……和睦社区有一位90多岁的独居老人，有洁癖，没有一个家政公司吃得消为他服务。而“爱心纸工程”的女工们却硬是每月两次上门，服务直到老人满意为止。

　　“爱心纸工程”的善举同样感动了许多人，纷纷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过年前，杭州建华集团专门开了一次集团办公会议，就讨论一个问题：把下属公司的废纸集中起来卖给“爱心纸工程”。集团负责人表示，“爱心纸工程”是一项慈善事业，它并不需要企业捐助多少钱物，只是要求把废纸按照市场价格卖给他们。企业的负担没有增加，还做了善事，何乐而不为呢？集团还决定，卖废纸的钱由工会统一保管，遇到各种慈善捐助活动时使用。

　　一位住在城西别墅的中年女士在卖废纸时，偶然知道了“爱心纸工程”的事，主动打来电话问，除了废纸以外，家里的其他旧电器要不要，如果需要，她可以无偿捐赠出来。不过，有一个条件是，她要了解受赠人的具体情况。“爱心纸工程”为她联系了一家敬老院，并陪她实地看了。不几天，这位女士把一台八成新的电视机搬到了敬老院，还捐助了600元钱。她表示，每年都要到敬老院来捐助。朱平说：“其实现在想做善事的人、有能力做善事的人蛮多的，关键是有时他们还摸不到门。”

　　三位老板痴心慈善事业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也着实改变了一些人对成功人士的看法。在杭州的一处网站上，有网友评论说：“对弱势者的救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富裕者在社会上是最有能力实施救助的。这个社会要和谐，富裕的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也是财富的责任。‘爱心纸工程’的三位发起人给富人带了一个好头。”

　　草根，何时摆脱慈善体制尴尬

　　当问到“爱心纸工程”目前还有什么困难时，三位发起人的观点是相同的———除了业务规模不够大，整个运作还没有达到“自我平衡”外，当下最大的困惑就是“爱心纸工程”身份不明。

　　朱平等人新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爱心纸工程”的工商登记手续，使其成为一个企业。面对企业的“营利性”与“爱心纸工程”慈善性质相背离的质疑，几位发起人都表示无奈。因为“爱心纸工程”完全是私人自发的慈善组织，它无法被归纳到现行的慈善体制中去。

　　按照“爱心纸工程”的运作方式，它很类似于国外的NPO(非营利组织)———以公益事业为根本目的而设立，其利润不分配给其成员和管理人员的社会组织形态。NPO具备的“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征，在“爱心纸工程”身上都能找到。但是，现在国家对非营利性组织登记的“门槛”比较高，像“爱心纸工程”这样的组织是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批准的。随着事业的扩展，身份合法化当然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登记为工商企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清华大学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说，像“爱心纸工程”这样的草根慈善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不得不采用工商注册登记的办法。而这样操作，就使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得像营利性企业一样纳同样的税。一些国家有专门鼓励纳税人捐款给社会慈善事业的法律，比如说捐款多少就可以享受扣税甚至免税优惠等，而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律。

　　三位老板还有一个担忧。随着“爱心纸工程”的做大，账目往来越来越多，用于慈善的钱款也在增加中，如何做到“取信于人”也是个问题。他们不想辛苦之后被人误会是借慈善之名图谋私利。他们希望民政等部门能来实施监管，特别是财务监督等方面需要有制度、有规范。

　　虽然面临种种尴尬，但是，就像启动了的地铁开始在轨道上加速，一切只能在发展中寻找满意的解决方案。胡玉祥告诉笔者，“爱心纸工程”的事务越来越多，他已无法更多地顾及本业。过了年，他叫妻子退掉在大商场里租的服装柜台，帮他打理生意，而他则要更加投入地去做这项爱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