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危险的职业不是开车的，也不是救火的，而是那些当了干部又没有准心儿的。”这是一位挂职干部的“当官”感悟。李潮元，1941年生，杭州人，曾于1988年至1991年间在舟山市岱山县挂职担任副县长。

　　“官场上的事情有时也很难说得请楚。”――李潮元退休后，将挂职经历与感悟写进了回忆录，朴实而又深刻。本网今天选择其中的一篇，供大家选读。

　　1988年，我被组织指派去舟山市岱山县里担任挂职副县长，这个，事先我倒没想到。

　　按本意我不想去，我年青时当过七年兵，做过几个大厂的厂长及书记兼厂长，现任省级厅局的处长职务，阅历、知识、能力都够了。“镀金”方面，我也不沾边——后面还要说，我是个性情中人，宦情不浓。另外手头工作刚理顺，家里的一摊也离不开——得到调令的那天，我八十几岁的母亲在挂盐水，老婆请假在照顾，我去医院，两个女儿放学了，跟奶奶妈妈吃完饭，就趴在医院的走廊上做作业。见此情景，我准备着的话差一点说不出来——当然最后还是老实交代，老婆虽然不太愿意，但也没办法。她知道，我是党员，当过兵，从来都以服从为天职。

　　下去之前，有好几个晚上我都彻夜难眠，我考虑的是将要面临的问题。按照官场说法——当官想要呼风唤雨，三件宝不可少：一是要有纱帽，二是要有编制，三是要有账户。但我即将赴任的挂职副县长，连正常的领导职数都不包括，更不要说三件宝。但我想，挂职副县长也是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无论如何我也得尽己所能。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说实话、办实事，把根扎在最深处。

　　脑子想通了，觉也能睡安稳了——不敢说踌躇满志，但我至少是有备而来。

　　三尺内是棉床，三尺外是阎王，有了和渔民一起下海的经历，后来我买海鱼海虾的，从不讨价还价。

　　我去的地方是一个海岛县，最深层的百姓就是渔民。我就把和渔民建立感情作为一门最基础的作业。不到两个月，当地渔民就成了我居屋的常客。和他们在一起的相处中，他们很少称呼我李副县长，称呼最多的是”我们的李哥”。

　　我也会到他们的船上去，围坐在船头几只大面盆边上，谈得海阔天空地吃露天餐。我和渔民们有了这个交情，所以我有机会和渔民一起出海捕鱼。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为安全起见，一般干部，不能随便下海，所以那次我只能利用假日瞒了领导去的。我的想法是，既然来到了以渔为主的海岛县，不看看渔民们是如何在浪尖上讨生活的，怎么行？特别是经历了一场海难事故后，更增强了我出海的欲望，结果后来逮住个机会，我还真溜了去了。

　　和一般的人比，我算是不晕船的——平常外出乘船，人家都为我备有卧铺，但我从来不用，铺位总是让人——我还能在船上颠来颠去为呕吐的同伴端痰盂什么的。但那次跟了渔民下海，我这两把刷子可就不灵了。

　　下海第一天，老大问我会不会阻浪(晕船)，我回答他”阻浪的味道我还没有尝到过” ，傍晚，我们趁着退潮出海了。我的感觉不错，饭都能吃两碗，到了第二天，洋田里见不到岛礁、望不见大陆，只有汪洋一片。而风力己增大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这时候我开始不行了——海平面都成四十五度角，大海像被煮开了，到处白沫沸腾，那个翻江倒海啊，真是有点吓人。我们的渔船不小，是定员二十三个人的网船，但在大浪里，它看起来像小纸片一样脆弱。随着阵风的加剧，四周的海水成了一面面从下向上拉动着的山坡，我们的渔船一会儿被掀到坡顶，一会儿又被压到谷底。在海浪的澎湃声中，木质渔船像要散架的咯吱声里，我的自恃没有了，带去的止吐的霉干菜也不管用了，只能就近抓住点什么弯了腰吐，恨不得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但只要船头上有人一叫，”李哥快来看又一个大网头”我必定会捧起相机去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就只有这一点点，在以后的日子里，渔民们见了我，总举着大姆脂对人讲：李哥硬猛!硬猛!

　　总有整整三天四晚，我水米不进，头晕目眩的，后来感觉自己的嘴唇皮有点特别，一摸，嘴唇皮就像锅巴一样，一片片地被撕了下来——身体脱水得厉害。

　　其实在船里，我是个闲客。人难受了，可以歇着，但渔民们每一个半小时起一次网的过程中，其间只有十五分钟可倒在铺上，连胶靴也不用脱的。无论怎样刮风，怎样阻浪(晕船)都得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连续工作——浪大了，工作起来更危险。我们船里一个渔民，他弟弟就是在一次捕带鱼时，几天的连续作业，太困了，脚拌了网，船一晃把自己也摔出去了。一般的地说，凡是有几级浪的时候，人如果掉海里了，基本上没救——船帮三寸宽，渔民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三寸里面是眠床，三寸外头是阎王”。

　　早先，我和许多内陆的人一样，总以为渔民的钱好赚——种田还得抛谷子撒化肥，他们只是现成的捞，真正的无本生意。有了这次经历，我算是改变了看法，也特别能够理解渔民——那之后上菜市场，凡是到海产品摊儿前，我的心都会收紧起来，如果要买点海鱼海虾，我再也不敢讨价还价了。

　　我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香烟，点上了火，放在供桌前。阿海爸哽咽起来，对着灵位说：阿海，县长来看你了。这支烟是县长亲手给你点的。

　　我下到县里半年多，有一天，某渔村的一条船，在洋田里触礁，已经5、6天过去了，船上10个渔民，活不见人，死没见尸。县里知道消息后，一边指示办公室跟舟山电台和上海电台取得联系，求得他们帮助，一边分派救援工作。这个地方我去过，印象很深，世世代代打渔为生的村落，吸一口气鼻子上都留鱼腥味。

　　渔民的遗体，是在海难之后七天、我去渔村之后的第二天陆续发现的。嵊泗外洋的一个小岛上，一位渔家小伙，在礁石丛中拾鱼虾时，发现了两具尸体。渔家有个规矩，凡是见到海难者，必须打捞上岸。这位渔家小伙，就设法把他们背上来。但背着前一个，从礁石丛中爬到了岸边，安置完再回来时，另一具已不见了——原来是给刚涨上的潮水冲走了。以后的几天里，另外八位遇难者也先后被找到。船长的遗体，是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洋面上，被福建渔船发现的，唯有结婚不久的阿四一直下落不明。

　　遇难者一一被送回了家，有家属见到了遗体，一定要医师进行抢救——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亲人还没有死，只是被海水冻休克了，打强心针还可以救。死者身上的衣服都穿得整整齐齐，腰间捆绑着手指样粗的尼龙绳，绳头留着两三米长的一截。他们个个很安详，都好像睡着了似的。

　　听现场救护的医师讲，渔民是在冬天的海水中浸泡时间太久，身体热量消耗殆尽而死的。一般的，人的体温降到摄氏26度后，就开始昏迷。还有渔民分析：这些弟兄，落水前都作了充分准备——他们把通常回港后才分的鱼货钱，提前分到各人手里，人人把钱放在贴身的衣袋里。腰上的绳索，并不连在一起，这样，活着可以牵拉，死了也放得开，不会互相拖累。救生衣上的绳结都打得很牢，这样一来，即使死了，尸首也总浮在水面上，死了也还有机会回家。

　　白天处理了许多事务，晚上我想到海边去喘口气，不想又撞见了一拨人——他们点燃稻草火把，高举着向茫茫的海上挥动，口中喊着：“阿忠回来!阿忠回来!” “爸爸回来!爸爸回来! ”呼唤声从冬日的寒风中传来，凄切悲凉。按照当地的风俗讲，死人的魂都是想回来的，亲人们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海滩上点起大火堆，把海滩照得通亮，让他们老远都能看得到。

　　那天晚上我待在遇难渔民阿海家，深夜了，仍然没人睡觉。灵堂里，阿海的遗体靠墙而卧，一个小方桌上，摆了几盘小菜、一对香烛，旁边有几位老太太围坐在一起念经、做纸钱。阿海的爸爸见我在看，走过来说：“我们家里困难，这些来为阿海操度念佛的阿婆们，都是不收钱的……”我心里也明白，他怕我这个县里来的官会说他们搞封建迷信。我轻声说： “阿海平时抽不抽烟?”阿海爸点点头，我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香烟，点上了火，放在供桌前。阿海爸本来很木然，这时候他哽咽起来，他对着灵位说： “ 阿海，县长来看你了。这支烟，是县长亲手给你点的，你有福气啊! ”

　　那一晚，去海边为遇难亲人招魂的点点锣声，断断续续没有停过。

　　我又来到遇难的船长家里。船长的妻子，晕过去了，边上的医师们忙着救人。他家的阿婆，对着我，用手一把一地揉胸口，像要说话，但什么也说不出。一位白发阿爹，蹲在遗体旁，呆呆地注视着长明灯。听说出事后，老阿爹蹲在那里没站起来过。船长家的巧玲和明华这一对儿女，躲在屋角里，带着一改惊恐无助的眼睛注观着我。我走近去，抚摸他们的头发，小明华埋着脸抱住我的大腿十分伤心的抽泣，叫我感触到他那羸弱的身躯浑身都在颤抖。

　　在海难渔民阿忠家，33岁的男人走了，留下来的是老人、孩子和体弱的妻子。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想到了当地的丝织厂，就打电话找厂长，要他安排个岗位。厂长犹豫道： “是县长有亲戚要寻工作?”我说：“不是我，是出海难的渔民人家。”

　　我在县里主管工业，丝织厂的日子不好过我很清楚。但没几天，厂长的电话来了： “我给你安排一个人，在我们厂的幼儿园里做阿姨……

　　这可真是好消息，我马上摇电话给渔村的书记，让他通知阿忠老婆去上班。支书听我一讲，说：：阿忠家有兄弟，老娘不愁没人管。他老婆三十几，老娘一走，也会有倒插门的男人，小三口照样可以过下去。船老大家，老的六七十岁，儿女都在读小学，老婆又有病，这个五口之家，真撑不下去了” 支书的一席话，说得又宽又远，我就临时改主意，让船老大的老婆顶了职。

　　我挂职期满回到杭州后的几年时间里，经常能收到渔民朋友的来信，讲一些他们感到高兴的事情。有时也稍个信来，叫我帮他们出出主意。

　　一天我接到了遇难船长妻子的来信: “李大哥：——我们家里的老小一切都好，爹妈身体硬朗。多亏你帮忙我进了丝识厂，月工资已够维持清贫的生活了。今年年底，我也分到了几百块的年终奖。两个孩子都很乖，很懂事，只要他们能为他爸争口气，我虽苦也值得------。特别是看到与信一起寄来的那一对渔家儿女的照片，女儿巧玲长高了，在小明华的脸上，也已经能看得到少年们常有的那种灿烂的笑容了。

　　我从心底里敬仰他们这户海难人家，就这样一个老的老、小的小的五口之家，由一个孱弱的女人顶着脊梁，大家挺着腰板向前走着。

　　学习文件，大家的讨论很认真，我只说一个具体问题……这个干部嗫嚅道：如果我把钱退了，你还追究不？

　　当干部，学文件是家常便饭。要说容易，学文件最容易，要说难，学文件也是最难的。

　　89年的一天，我们县五套班子一起学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文件读了，每个人再谈体会，大家学得挺认真，整个上午只有我一言不发。到下午，县委书记在朝我看了，我也领悟到书记在提醒我，下一个应该是我发言了。

　　我把心压了一压，硬了头皮说：“大家谈得很好，都吃透文件精神了。我只说一个具体问题，是我在县长信访接待日里碰到的：有个渔民，向我们的中层干部买房子，后接到我们人大检查干部违纪建房工作组的通知，叫渔民暂时缓交两万块钱余款。待过了不到两个月，渔民又接到人大检查组可还的通知后去还了两万块钱，但他只写一万六的收条。渔民说，还有四千呢？干部说：你迟还我了，四千算利息……。信访接待后我去核查了，事实非常清楚。

　　“渔民的那点钱，都是风里浪里拿性命换的，你是父母官，你问他要，他不敢不给你，但心底里他会怎么看我们干部？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我是个挂职的，说多了怕大家脸上不好看，怕影响团结，不说呢，又觉得对不起那个渔民——他来找你投诉，我却把他的话吃闷食了，没个交代，对不住他。”

　　我的一席话，有点象吹了一阵冷风，使会议一下子凉了下来，气氛很不协调。后在县委书记的几个明快决断中，又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议论，使会议的焦点深入了一步，热了一个场子。

　　县委书记先与人大主任核对事实，证实情况确实后，当即安排纪检书记调查处理，要求在十天内处理完毕，并向县委汇报。

　　这个干部不在县级领导班子里，但会议散了，我才回到办公室，那边的他就一个电话摇过来，说要和我谈谈。处理了案头工作，我就让他来。坐下了，让过茶水，我只问他一句话：为什么要那么做？ 。

　　“我困难，”他一脸无辜地说，“当干部的，就那么点工资……”

　　“退一步说，困难了，就可以这样做？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连着问他，态度和颜悦色，但话的分量很重。

　　他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我们就那么冷着。后来，这个干部嗫嚅道：“我把钱退了，你不再追究我，好不好？” 我说好的。

　　这个干部回去之后，爽快地把钱退了。渔民隔日打电话来，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心里想，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们——感谢老百姓对我们干部的宽容和忍让。另外，这个干部的事我也不再提起，他其实人还可以，有责任心，各方面能力都很强，也确实为当地百姓干了不少实事。有了这点教训，我觉得于他的前途反而是好事。

　　干部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但对那种没有准心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职业。

　　“上帝要你灭亡，先要让你疯狂”，这是《圣经》上的话。

　　“饱满的谷穗总是深情地看着抚育它的大地”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上面的这句话，用来说干部腐败也挺合适。以前说哪里有乌鸦，哪里就有腐败，现在己难见到乌鸦了，而腐败的普及率远胜乌鸦……我的一个熟人、也是官场上的朋友，到现在还蹲在乔司农场改造。

　　我不以为干部天性爱贪污，我想说的是，当了干部，无论大小，心中都得有个准心。像一颗饱满的谷穗始终深情地看着抚育自己的大地、生养自已的母亲。当干部，诱惑的机会也很多，要是心中没有个准心儿的，稍不留意就滑进去了。

　　别人我不多说，我就举自己亲历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具体负责分配科技无偿拨款和无息、低息贷款，到下面去考察两个企业，我口袋里就揣着五十万的现金，还有四五百万的无息贷款，给谁多少可以由我这个处长说了算——要美言几句或者欲加之罪，真是何患无辞啊。

　　我们事先也有定向，一个是国营的，还有一个是校办工厂，前者三十五万拨款，后者是十五万拨款。我们下去了，国营厂的，迎接我们的规格很高，排场很大，但我们深入了解发现，这个厂的项日科技含量低，干部作风有点夸，项目前途不大。反倒是那个校办厂，尽管条件很差——他们的拉丝车间是向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厂租借的猪栏所改造的，但是干部(实际是中学校长和老师)和工人都乐观向上，虎虎有生气(他们不说身处猪栏，他们说自己的车间通风，地气足)。技术上，他们有一批在上海交大任教的校友专家组的帮助，做的是科技含量高并国家发展家电工业急需的低银焊条。它这种4%含银量的产品，经检测，其各项主要技术指标，都达到和超过20%含银量的高银焊条。这一高端产品的开发成动，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稀有金属，发展气势不错。看完不久，我心里就有谱了：我要重点扶植这一项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且有广阔前景的科技项目。

　　端出这一想法前，我自己也曾有过顾虑:回到厅里，领导和处里的同志们都能认可吗?人家说起来国营厂是系统内的，校办工厂是系统外的，我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我想，科技拨款是国家的钱，一分一厘都应该用在刀口上。我深信，自己能说服大家。

　　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在校办工厂考察后已近傍晚，我们凑空在街上的点心铺一人叫一客金华炒粉干，厂里的酒宴我们就推辞了。谁知这一辞可把厂干部们急的，以为我们不满意才不肯吃饭，生怕钱也拿不到了，就生拉活拽的，把我的衣袖都要拉脱了。后来我就跑到宴会厅，请他们把热菜退掉，冷盘菜带回到工厂食堂里去给老师和同学们吃。我领头在酒席上抓了一支香蕉剥开就吃，说大家看到了，酒宴我吃过了——你们也可以回去交差了！至后，他们在拿到三十五万元国家科技项日拨款时，也坦言了他们当时的担心:上面来的人，十有七、八是想吃要拿的，不好好招待办不了事，虽然我们也知道在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和我们一样痛恨吃喝风，但我们在基层的要把事情办成功，也只有这么做。谁知道你是属于十有二、三的还是十有七、八的人呢!

　　在那样的势态下，如果我们有想吃点、要点的意思，什么东西得不到？

　　所以我说最危险的职业不是开车的，也不是救火的，而是那些当了干部又没有准心儿的。

　　挂职干部回来，我还是担任省厅的科技处长。九二年组织上又推荐我去美国加州大学进修，后又担任一个大型中外合资工厂的中方代表、党委书记。但我还是在55岁时连打四个报告，坚决要求退休。

　　不少人很奇怪，说你这个位置，多少人求之不得，你怎么说丢就丢？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当干部太费神，牵涉的东西太多，官场上的事情有时也很难说得请楚。要改变周围的环境很难，要自己去适应那种势态，也觉得不值得。

　　退下来了，我就可以搞我喜欢的体育运动、玩摄影、写散文，那些是我多年来没功夫享受的爱好。我还可以在自己轻车熟路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上发挥一技之长，充实生活。我拍的照片放大了墙上挂起来、我写的文章、搞的摄影作品在街道的报纸、市里的快报上发表、我为出口产品撰写的工程技术报告，在加拿大政府项目竞标中中标。这些顺畅的事，让我很高兴。

　　还有，我能多陪陪我的家人，以前在外面风里雨里，对家人亏欠很多，晚年如果还不补偿，于心何忍？

　　三万多块钱，七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说这是我从政多年的积蓄，大家肯定不相信，但这是事实。我不在乎这个——我在乎的是，我现在是个自由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