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医生不识“耳聋性药物”

　　村里的卫生室十分简陋，就开在唐某自己的家里，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村民们要是有个感冒发烧的，就来找“唐医生”。

　　卫生室看病不用病历卡，也没有发票，还好当时留下了一张处方。汪婷一看，顿时惊呆了：“80mg妥布霉素1支，40mg/次Bid”。原来，唐某给小佳宜打的正是常用耳毒性药物——妥布霉素。而早在1999年，卫生部就明文规定：“妥布霉素为常用耳毒性药物，6周岁以下儿童禁用。”

　　令汪婷更为气愤的是，本来按一般常规是：孩子体重10公斤用量是20毫克一天一次，而村卫生室给小佳宜用的计量是：40毫克一天两次，使用了4倍的剂量。她泪如雨下，如此用药，孩子能不耳聋吗？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你居然还要告自己人？”令汪婷一家难堪的是，由于卫生室是村集体所有，为女儿打这样一场官司，阻力重重。

　　2005年4月，汪婷夫妻拿着准备齐全的相关资料向宁波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索赔人工耳蜗植入、精神损失等费用共计140多万元。当年6月第一次开庭，法院调解未果。唐某提出，要看到佳宜的医疗鉴定。

　　经法定部门鉴定：佳宜的病例属于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并建议采用适当方法进行听力康复训练。同年8月，该案在法院第二次开庭，结果对方以无人工耳蜗植入报价等为由，终未达成赔偿协议，法院无法宣判。

　　不惜辞职来杭照顾女儿

　　一方面为索赔案操心，另一方面女儿的康复却一刻也不能耽搁。毕竟，聋儿康复，越早越好。

　　汪婷说，她不想让自己遗憾一辈子。由于佳宜已经是极重度耳聋，医生建议采用电子耳蜗植入的方法对孩子的听力进行矫治。但电子耳蜗价值20多万元，对这个小家庭来说根本无力承受。无奈之下，汪婷花了2.5万元给女儿配了副助听器。可效果并不明显，汪婷和丈夫寝食不安。

　　抱着不惜一切都要让女儿开口说话的信念，汪婷一狠心，辞职来到了杭州。在省聋儿康复中心附近，她花550元租了一间房子，全心照顾女儿。每到周末，她和丈夫杭州宁波两地跑，汪婷说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过着“单亲”生活。

　　聋儿家长要有维权意识

　　今年1月，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由奉化某村卫生室赔偿佳宜医疗费、检查费等共计80.145199万元。由于被告方一直不肯合作，能否拿到赔偿款，对佳宜一家来说，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能为女儿讨回公道，做妈妈的已经很安慰了。”汪婷告诉记者，在康复中心她遇到不少从外地来杭打工的家长，其实很多孩子患的也是药毒性耳聋，却很少有人懂得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孩子的权利。

　　省聋儿康复中心副主任王飞说，目前这一类药物致聋的案件，由于幼儿致聋和发现耳聋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有的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因此受害人家长在收集原始材料时困难重重。相对而言，佳宜还是幸运的，因为汪婷本是医务人员，发现较早，而且保留了原始处方，成为此案胜诉的关键。

　　王飞说，能够佩戴上价值几千甚至几万元的助听器，或者接受数十万元的人工耳蜗植入，及早得到治疗和康复训练的聋儿无疑是幸运的，但这仅仅是聋儿回归社会微小的第一步。

　　王飞提醒，在早疗课程中，家长对聋儿能否康复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爸爸妈妈是年幼孩子最常在一起的人，这让他们能在日常的互动中，为孩子创造倾听与语言输入的机会。而且，家长对孩子的关爱是他人不能及的，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们仍将持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家长如何教育、滋养、引导、支持听障儿，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将有显著的影响。 (文中主人公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