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成为嘉兴秀洲区法院执行协助员的时候，老丁就意识到这会是个麻烦，尽管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兼职。“我见过农民接到法院传票的样子。虽然有时候案子很小，但在他们看来，那也是件不同寻常的大事。”他垂下眼睛，“更别提强制执行了。”这位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搞了近10年调解工作的村干部说：“法院请我们协助执行，是对我们的信任。”这句话在许多场合被老丁反复提起，并且被其他执行协助员引用，但依然改变不了本质———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因为这个原因，3个与老丁有着相同背景的协助员很客气地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而接受采访的老丁，再过一段时间将不再担任执行协助员。

　　老丁们面对的尴尬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他是村干部，打理着村里的日常事务；担任了执行协助员之后，就必须了解村中所有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动向，随时向法院提供执行线索；更重要的是，老丁也是生活在这个小圈子里的村民，而那些被执行人也许就是他的邻居、朋友甚至亲戚。

　　实际上，法院正是看中了最后一点，秀洲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沈宝庆介绍说，在农村，执行难的主要特点就是被执行人及其财产难找。老丁的地缘与人脉关系让许多难以执行的案件变得轻而易举，每个村庄有这样一个点，秀洲这个区域就被全面关照到了。这个道理，老丁比其他人都明白，他用黑色水笔在工作笔记上划出一栏，写上：本村被执行人情况。

　　老丁被李木匠的老婆轰出了门

　　身为村干部，40多岁的老丁已经习惯村民递过来的香烟，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让他颇为自豪———这是他多年公正办事换来的。“威信？有一点吧。”口气谦逊，但是答案肯定。

　　但多年经营出来的威信被一张传票轻易击碎，老丁很不情愿谈这件事———

　　这张传票原本跟老丁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担任了执行协助员之后，法院的民警就通过印在红色卡纸上的通讯录找到他。因为这个被执行人在嘉兴做零工，很难判断几时在家，所以民警就委托老丁转交。

　　这是一件标的很小的案子，村里的李木匠欠了别人两千元钱，所以老丁也觉得并不难办。“我把传票给他，他到法院说说清楚，把钱还了就完了嘛。”老丁拿着传票就去李木匠家。

　　看见老丁来，李木匠很客气地把他让进了屋，但当老丁掏出传票时，李木匠的脸色刷地就变了：“你又不是法院的人，管这闲事干什么？”老丁最怕的一句话，终于在村民嘴里说了出来。紧跟着这句话，李木匠的老婆把老丁轰出了屋。“那天下着雨，路很不好走。”说到这儿，老丁把话岔开，听话间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老丁那天的心情和天气一样糟糕。

　　一个多月后，判决下来了，李木匠必须偿还这两千元欠款，而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更加难找了。

　　老丁决定找到他。他开始向村里的木匠打听，了解到李木匠在嘉兴给别人做装修，接下来范围越来越小，最后，有人告诉他李木匠现在的工地是在哪个小区第几幢楼。当然，他们对老丁为什么对李木匠那么感兴趣十分不解。“我的身份好说话，”老丁说：“如果法院的人直接问他们，一般是不会说的。”

　　老丁把这条线索告知法院的执行民警。当然，没有人告诉李木匠民警们是如何神兵天降的，“但，我估计他也猜得出来。”

　　100多个法院线人覆盖秀洲乡村

　　在嘉兴秀洲区，每个村子都有像老丁这样的线人，现在已有100多个村干部是法院执行协助员。

　　“我们用一种轻巧的办法来破解执行难，”沈宝庆说：“现在看来效果是不错的。”

　　这个管辖区域主要在农村的法院曾被执行难所困扰。据统计，在该院的执行案件中有70%的被执行人是当地农民、个私企业主。这些被执行人中，有些因经营亏损而躲债外出甚至举家外逃，有些在外打工长期不回家，有些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偶尔回来，行踪飘忽。

　　沈宝庆说，近年来未能得到及时执行的案件中，因为被执行人难找或者财产难寻的占60%，如果仅依靠法院民警，难度较大。

　　通过借助基层执行协助员，秀洲区法院去年共执结各类案件860件，执结率为90.9%，结案数同比上升了30%，平均用时比以往缩短了22%。“协助员不光是找人找钱，”沈宝庆说：“他们还发挥对当地村民熟悉、对风俗了解的优势，把以往很难执行的案件给执行了。”

　　法院的执行线人，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法院执行提供线索，比如老丁帮着找到被执行人现在何处，或者提供谎称无钱赔偿者的钱财藏匿情况；另一类就是当判决下来之后，两方仍有异议的情况下，需要让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使得案件能够顺利执行。

　　更多的时候，老丁扮演的是前一类线人，这也是他觉得比较尴尬的一个原因。

　　而沈顺其很明显属于后一种线人。

　　当线人不光要人面熟还要会斗智

　　“一切都是利益。”干了多年的农村调解工作，种田出身的沈顺其明白了调解光靠磨嘴皮子是没有用的，这个眼睛里透出精明的调解主任用含糊不清的普通话说：“调解就是帮助他们分析自己的利益。”

　　沈顺其，思古桥村的执行协助员，他是一个对本地村民了如指掌的人，擅长调解。

　　调解过程，每一个步骤都充满智慧。

　　这是一场责任明确的悲剧：一个18岁的年轻人开车撞死了一对父子，双方都是同村村民。遇难者的家庭只剩下一对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寡妇。

　　法院判决肇事者赔偿受害者22万元人民币。而在判决之前，受害者的家人已组织人马，到肇事者家中示威，并砸坏了一些家用电器。

　　面对判决书，双方依然僵持不下，这个时候，沈顺其出马了。“先从容易的入手，谈妥一方，事情就成功了一半。”他眨着眼睛，仿佛在向大伙儿传授诀窍。

　　实际上，沈顺其一直关注着这场官司，之前已经摸清了肇事者家庭的经济情况。“尽管这个小青年没有钱，但是他的舅舅、叔叔家境还是可以的，”他说：“关键是怎么才能让他们为这小青年掏出这笔钱来。”

　　沈顺其把这些亲戚都叫到了肇事者的家里：“你们看看，小孩子在外面闯了祸，害得全家吃苦头。”

　　是啊！是啊！大家说。“现在呢，法院判下来了，要赔二十多万。你们说，这钱要不要赔啊？”

　　大家不响了。“不赔也可以啊，就让他———”沈顺其指指脸色发白的小伙子：“跑走么，不要回来了，那就不用赔了。”

　　大家不响，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感叹：“跑能跑到什么年月啊。”

　　沈顺其笑了：“你们凑凑还是有能力的，就算是借点钱给孩子买个将来么，这长长的日子，不比20万值钱啊？”“我去给你们说说，让他们也让一步，少赔点把这事给了了。”沈顺其似乎很有把握。

　　面对受害者的父母，沈顺其不绕弯弯，摆出两点，让他们看着办：“第一，你们家里人砸了人家东西，这钱是不是该从赔款中扣除？第二，你们的媳妇还很年轻，迟早是要跟人家走的，赔多赔少重要还是赶快把这笔钱拿到手重要？”

　　最后，肇事方赔了18.5万元，此案了结。“要动脑子！”说完了这个故事，沈顺其嗓门响了起来。(文中老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