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是在享受诉讼的过程

　　与余雄杰掂量出的分量相比，歧视，显得无比地轻。他根本就没空理会甚至感受这些。“跟他谈话很困难，”他的一个朋友说：“有时候他根本没有按照正常的思路往下说，说到后来都是他脑子里的事情。”

　　余雄杰的眼睛藏在厚厚的老式眼镜后面，目光有时会涣散，那表示他开始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他用一种柔软的声调讲述那些坚硬的法律条文，语速很慢，根本不在乎听众是否会不耐烦。

　　这种自说自话的性格使得余雄杰有了一个孤独的内心空间，他也承认，1979年高中毕业到当地某银行工作后，一直没有升迁，和他的这种性格很有关系。“我的同学都是什么什么长了，”他笑了：“我到最后还是一个点钞票的。”

　　不过，这层性格上的犀牛皮隔绝了外界评价对余雄杰的刺激，让他可以完全凭着内心的判断行事。

　　2003年，台州椒江区法院一共审理了20多件行政诉讼案，其中6件是余雄杰打的，这些案件涉及交通管理、劳动执法、城市建设规划等方面。

　　在椒江区法院办公室尤伟静的印象里，余雄杰是笑着递上诉状，最后笑着接过败诉通知书。“我见过的原告几乎都是气呼呼的，”他回忆，“只有余雄杰不是，他似乎是在享受诉讼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温和的大个子碰到伤害自己的事情时，甚至会流露出羞涩的表情。

　　寻找掌控生活的办法

　　在很久以前，余雄杰就在寻找一种能掌控自己生活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没办法。

　　回忆1979年的那场高考，余雄杰的记忆出奇地好，“也就差了几分……”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当年的8个毕业班中，只有4人考上了大学，而余雄杰的成绩并非十分突出，说实话，这样的考试成绩有赖于临场发挥。

　　在父母的安排下，余雄杰进入了当地某银行，他也承认，这是个很不错的单位。从临柜到信贷到会计到临柜，10多年来，余雄杰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拍马屁的都上去了。”他嘀咕着：“我的特长可不止三分钟点五百张钞票。”这是典型的内向型怀才不遇者的抱怨：对自己业务能力谨慎的肯定以及对不公正待遇隐晦的批评。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问题开始在余雄杰的心头缠绕。没有一把现成的尺子能帮他判断自己的行为，在银行环境下养成事事必须精确的余雄杰沮丧地发现，整个世界像他摘了眼镜一样模糊。

　　这个时候，余雄杰开始接触第一本法律书籍，是《民法通则》还是《经济法普及摘要》？他已经记不起来了，因为关于书名的印象完全被另一种震撼所掩盖：在所有的法律当中，就存在着非黑即白、容易操作的判断标准。

　　“这正是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作为一个不打麻将、没有饭局、从不应酬甚至没有几个朋友的男人，余雄杰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阅读上了，他说：“这个爱好终于给了我回报。”

　　他试图改变什么

　　在订阅了7年《最高法院公报》、翻遍了椒江图书馆所有的法律书籍之后，余雄杰终于找到英雄用武之地了———

　　2003年，余雄杰发现自己的房顶上突然多了个小东西，“找人问了，才知道是小灵通基站。”余雄杰回忆，他开始起草自己的第一份诉讼状，带着律师的严谨、会计的精确和权益受到侵害的普通公民的愤怒。

　　时任椒江区法院立案庭庭长的朱复高看到诉状有些吃惊，“谁会为这个打官司？”接着往下看，原告：余雄杰。

　　这个名字朱庭长并不陌生，在椒江图书馆法律类书籍背后的借出卡上，余雄杰的名字无处不在———“我借来的好些书借阅人那张卡上都有你的名字，”朱庭长对余雄杰说：“我一直在纳闷，椒江的法律工作者我几乎都熟悉，怎么就没听过这个名字？”

　　立案后的某天，一直支持余雄杰打这场官司的对门邻居说，电信公司愿意对房顶的渗漏负责，不管是不是建设基站引起的，希望余雄杰能够撤诉。

　　余雄杰一口回绝了这个要求，身形敏捷地闪进屋内，关上大门，把对门邻居———余雄杰所在银行的行长晾在外面。

　　第二天，小灵通基站拆除了，余雄杰只好撤诉，带着一点小小的不过瘾。

　　尽管没有胜诉，但是在余雄杰看来，因为自己的行动使得对方放弃继续侵害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胜利。

　　世界在他眼里看起来清晰多了。

　　他打的官司可能人人都会碰上

　　小灵通案撤诉几个月后，余雄杰骑着助动车在路口闯了红灯，被电子监控装置记录下来。在接受违章处理时，有一项是“交通违章监控费”，150元。

　　这笔罚款之外的费用让余雄杰很纳闷，他认为所谓的“交通违章监控费”实际上是办案的费用，执法费用怎么能让行政相对人来负担呢？查看相关文件后，他向法院起诉，对这条适用庞大人群的处罚措施提出质疑。

　　回想起这个案子，余雄杰显然对自己有些不满意：“如果当时坚定一点，坚持不撤诉，即使败诉了，也算有个说法，”他说，“主要也是对方通过行长找到我，希望我能撤诉。”

　　当然，现在说这话显得有些轻巧，当时，余雄杰从没有想过如果离开了银行，自己还能靠什么生存。

　　然而，变化就是那么快，余雄杰之所以离开银行，正是因为打官司。

　　他认为平头老百姓更需要法律

　　2003年底，余雄杰被告知，银行实行全员合同制，合同一年一签，不愿签的员工可以选择“买断工龄”离开银行。查阅了相关法律条文之后，余雄杰认为他和许多同事的情况适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年一签”是对银行员工劳动权的剥夺。“事情好像一场风。”说这件事的时候，余雄杰说了句诗一样的话。

　　平时在单位里沉默寡言的余雄杰突然之间成了红人，最多的时候他手里攥着20多张身份证———同事们委托他一起打官司。余雄杰第一次感到了压力。“别的案子输了就输了，”他说：“这要是输了我可怎么交待啊？”

　　在银行领导做过劝说工作之后，同事们开始后悔，余雄杰手里的身份证像落叶一样散了出去，几天后一张不剩。

　　没了包袱，余雄杰反而坚定了，败诉之后，他被银行辞退。但他认为这事远远还没有结果，目前省总工会正在帮助他再次起诉。“情况很乐观。”他说。尽管20多起官司基本不是撤诉就是败诉———这样的记录可是很难在律师这个行当里扬名立万———但余雄杰的思路还是越来越清晰了，“我当了一辈子的普通人，现在发现，比起有权有势的人，平头百姓更需要法律。”

　　头等大事就是通过司法考试

　　这个连孩子都已经上初中的中年失业男子，在家里晃了一年半，满脑子古怪想法，这样的人不被老婆嫌弃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老婆很难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她可以告诉余雄杰，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是给中国电信挑刺，而是要尽快修好抽水马桶。“这个很难修的。”余雄杰所推诿的活实际上只需要换一个新的浮力球。许多接受过余雄杰帮助的人也认为他对家庭不够关心，他甚至分不清儿子和爱人的笔迹。“别管了。”他挥挥手，他太明白自己的头等大事了，那就是要争取尽快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样才能挺直了身板说“我是律师”，名正言顺地接官司。

　　附件：余雄杰的几起官司

　　我省金融行业的首例知识产权纠纷案

　　2004年，余雄杰与当地一家银行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

　　这家银行在建行7周年的时候，在报上刊登了一个悬赏广告，承诺以每条500元—5000元的酬金寻求发展良策。在金融系统工作了20多年的余雄杰为此撰写了多篇文章，给这家银行提了许多建议。此后，该银行的法定代表人还特意致信余雄杰，称赞余的文章“思路开阔，前瞻性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让其获益匪浅，还说他“将会长期择其(余雄杰的建议文章)置于案头，以备借鉴”。

　　但余雄杰却并没有收到对方的酬金。为此，余雄杰将该银行告上了法院，由此引出了我省金融行业的首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这场官司以余杰雄的胜诉告终。

　　跟自来水公司较真

　　2005年，余雄杰去交纳水费的时候，被收取了20多元的滞纳金。“滞纳金应该早就取消了”，他认为这项收费并没有法律依据。

　　这场官司余雄杰撤诉。

　　跟电信、移动较上了劲

　　2006年，余雄杰又就114查号台公布其私人电话号码问题、电话充值卡有效期问题等提起诉讼，一口气起诉了好几家大型公用企业。这些案子还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