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浙江大学。一个穿着黑背心的老人气喘吁吁地走上国际教育学院二楼办公室。

　　●学院老师把一本烫金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交给他。接过证书后，他激动得手都抖起来，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我的吗？”

　　●75岁的美国人雷文经过5年的苦读，终于取得了浙江大学教育史专业的博士毕业证书并通过了论文答辩。

　　“教育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念”

　　人生就是许多个偶然。

　　1970年夏天的纽约和往常一样喧嚣或者宁静。又是一个案子！38岁的厄文·莱文像往常一样端坐在法院速记员的席位上。他是个“老手”了，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干了十多年。什么离奇古怪的案子都听到过。等闲案子早就引不起他的特别兴趣。

　　可是，等等，今天被告席上似乎是黄面孔的中国人。更让他惊讶的是陪在他身边的翻译居然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开始把法官的话翻给当事人听，利利落落地讲中文，简直像在唱一首优美却是听不懂的歌。他一边手脚不停地敲着记录机，一边忙里偷闲，抬起头瞥了一眼，又瞥了一眼——这个会讲中文的美国人真是酷呆了！

　　“很难形容那是怎么样一种感觉，但是像被子弹击中一样。嗯，那也是我想要的。我对他羡慕得要命。我也想学中文。”

　　雷文可不是有决心没行动的人。他立马从图书馆借来了一本书，开始学习汉语。并利用业余时间，在纽约的一些大学零零星星地学习中文课程。这样的学习一直坚持了很久。

　　“小时候从图书馆里曾读过一些中国的古老传说，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深地‘卷入’中国。”

　　为了提高汉语水平，八十年代，他利用假期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课程。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汉语名字：雷文。

　　1982年，他和夫人一起参加了旅游团到中国逛了一大圈。老杭州的安谧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因为在纽约时取得过对外英语教学的资格证书，以后的几年，他利用工作休假，断断续续地来杭州，到原杭州电子工学院、杭州商学院、浙江医科大学和翠苑小学担任英语外教。

　　不知是不是高校的任教经历，触动了雷文进一步求学深造的愿望。1999年，他正式从纽约高等法院速记员的职位上退休。他开始想读博士，研究中美教育交流史。

　　“我七岁时，父亲就死了，妈妈把我养大。家里很穷，读不起书。高中毕业时，表哥告诉我有这么一种学校，学速记。我就去念了。后来在海岸卫队服完兵役就找了速记员的工作。一直到通过业余学习，我拿到了新泽西一所大学亚洲学的硕士与对外英语教学的硕士。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没有放弃受教育的想法。教育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信念。”

　　“无数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到中国来读这个专业。七十岁，拿了这个学位又不会涨工资，又不可能再做什么新职位。”

　　“我说，年龄从来不是什么问题。45岁拿博士和70岁拿博士的唯一不同，是前者有更多的时间利用博士头衔为社会服务。一件事，如果你认为值得做，就去做吧！”

　　起初他想在纽约的大学里找找有没有类似的专业，令人失望的是，纽约及附近的大学均没有这样的博士课程。一个大胆的念头产生了：“或者可以去中国，去杭州！”

　　早在杭州教外语时，雷文就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从朋友那里他就听说了当时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田正平的名字。他记得那位朋友说“跟着田教授，肯定没错。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你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