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时没一个人站出来？我一定得去挨个问问他们！

　　“受害者拼命在呼救，旁边真没有一个人听见吗？如果听见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帮忙？”

　　这两个大大的问号，挂在了一位60多岁嘉兴大妈的心上。

　　问号源于前几天发生在嘉兴市区的一件事。4月1日夜里11点多，距离嘉兴市四季香公寓大门口40多米的地方，突然窜出一个黑影，将单独行走在巷子里的陆小姐死死抱住，抢夺她手里的提包。在被抢的五六分钟里，陆小姐曾奋力反抗，并大呼救命。因为没人帮忙，黑影最终还是把她的手提包抢走了。

　　“我得去问问他们，难道现在社会上的人真的丧失了正义感？”带着这些问题，63岁的陈大妈决定做一次社会调查，来回答自己的疑问。

　　昨天，记者找到了这位执着的老人。

　　抢劫持续了五六分钟

　　一直没看到有人站出来

　　陈大妈军人出身，曾在部队待了20多年，转业后在城管部门工作，直到现在，她还喜欢穿一身制服，那是她工作时一直穿的。抢劫案发生的地点是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以案子一发生，她就听说了。

　　被抢的陆小姐住在四季香公寓，它在嘉兴的市中心，是一个有些年头的小区。小区旁边是一个小型的花鸟市场，白天，这里好不热闹，各色盆景花卉摆满了巷子。到了晚上，摊主们都收拾完回家睡觉，这里才冷清下来。

　　陆小姐被抢的那天晚上，她正走在这条卖花草的巷子里。“我当时也感觉到了有个阴影在后面，”昨天，陆小姐回忆，“刚想回头看看，就被他从后面抱住了。”黑影显然是为了钱，他使劲地拉扯陆小姐手里的提包，陆小姐则死死攥着不放，并大喊救命，双方僵持了三四分钟。黑影一下子将陆小姐摔在地上往巷子里拖。拖了四五米远的样子，陆小姐顶不住了，手一松，黑影抢走提包，夺路而逃。

　　据陆小姐回忆，整个抢劫过程大概持续了五六分钟。“当时真的很害怕，所以我是拼了命呼救！”陆小姐说，但一直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帮忙。

　　事发后，陆小姐当即打了电话给朋友，陈大妈听说后也来到了现场，一起来安慰她。民警随后赶来，查看了现场。

　　细心的陈大妈留意了一下，被抢的地点边上住了不少人，有几户人家窗户还亮着灯。而与被抢的地方最接近的是一间小棚屋，看守花鸟市场的一位中年男子平常就住在里面。在路的西头，也住着一位老人家，他主要负责专门看守花鸟市场的西头。

　　我想知道：为什么没人管？

　　“这么多人，总应该有人会听见喊救命的，大家为什么都没反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大妈嘴里不时重复这句话。

　　第二天，也就是4月2日下午5点多，大妈忙完了自己的事情，出现在了发生抢包案的街上。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开始逐一去询问那些邻居们。

　　为了怕人反感，陈大妈特意保持了平和的语气。她仍旧像往常一样，穿着件蓝色、肩上缝有“城管”字样纽扣的制服，头戴天蓝色小帽，很随意地走进边上那些小店里“唠嗑”。第一个问到的是瓷器店50多岁的女老板。她很诚恳地告诉大妈，的确听到了有人呼救，但那天老公不在家，自己一个人感觉很害怕。

　　听了这个回答，陈大妈没有再说什么，“她这样子还是情有可原的。”

　　事发地点正好在花鸟市场看守员的棚屋门口，这个中年男人的想法是她最想了解的。不过，这个中年男子的话让大妈最不能理解。

　　“他说跟他没关系，他只负责看守花鸟市场里的东西，其他不管。”

　　“有些人真的丢掉了正义感吗？”陈大妈用这句话问记者。

　　而陆小姐居住的小区门卫的回答也与中年男人想法一致。

　　“事发那天我并不值班，但若是自己听到了，也不会去管。”为了验证大妈的调查，记者又特意去问了问小区门卫。门卫说，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打也打不过人家，去了说不定还会送命，与其如此，还不如不管。

　　我始终相信：邪不胜正

　　也许是觉得调查的人还太少，陈大妈说她的调查还要继续，“旁边有个面馆，我还没有问过呢。”

　　是一时的正义感驱使，还是骨子里的性格如此，或者是人生经历形成的习惯？记者试图找到一些答案，但是老人家口风很严。就连给她拍照片，她也要求不能暴露面孔。

　　只有从花鸟市场的小摊贩们嘴里，记者才听到一些大妈的事儿：乐于助人，经常帮别人看病，有时候捐钱帮别人……“其实像这种事情，旁边即使有人咳嗽一声，对歹徒也是种威慑。”采访结束的时候，陈大妈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邪不胜正。”

　　[专家观点]

　　陈大妈的调查拷问着我们社会的荣辱意识

　　“陈大妈专门搞这种调查，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警醒。”昨天，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杨建华教授谈起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社会道德建设需要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当人遇到危难时，应该要有见义勇为的意识。但现在的确有问题，“见义不勇为”的事情太多了。很多人关注物质的多了，关注精神的少了，关注自己的多了，关注别人的少了。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见义勇为光荣”这种意识外，也许更需要一种制度保证，比如让挺身而出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让他们事后有荣誉感。

　　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董根洪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见义勇为需要制度保证。“陈大妈的调查，等于是在拷问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董根洪说，见义勇为是个基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是社会保持自我完善的需要，也是大众获取安全感的需要。但现在，传统的道德体系失效，正常的荣辱观也被颠覆，很多人感觉不到见义勇为是件很光荣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们对见义勇为已经不以为荣了，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

　　“要培养大众这样内在的道德情感，一方面要加强荣辱观教育，同时也要完善制度建设，包括对见义勇为者内在道德情感的满足。比如，通过制度建设，既让他们在见义勇为后获得相应的荣誉感，同时也得到类似物质上的肯定。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内在的荣辱意识，形成一种很自然的道德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