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世界级企业家

　　除了神秘低调之外，新生代宁波商团和旧宁波帮也有许多新特点。在保集集团总裁、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裘东方眼里，新生代宁波商人有两大新特点。

　　第一是知识结构和经历不一样。裘东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许多宁波人来到上海发展，许多都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或者已拥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能力，而老宁波帮出道时都是十几岁的学童，文化程度有限，更不用说人生经历，在这点上，新生代宁波人有优势。”

　　庄晓天也赞同这一点：以吴国迪等一批企业家为例，许多新生代宁波商人都已有硕士、博士的学历。

　　第二是来上海的目的不一样。裘东方认为，老宁波帮在上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实际上他们刚来上海时，还只是为了谋生，但现在的新生代宁波商团，比如杉杉等，他们在宁波本身就已有了相当基础。这些企业家来上海发展，早已超越谋生这个层次，是为了让企业和自身得到更好发展而实施战略转移。

　　尽管新生代宁波帮已在上海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新生代也有新优势，但和宁波商团在上海历史最高峰时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认为，宁波商团再创往日那种辉煌已不可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后，上海的经济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宁波商人在上海可能取得一定成就，但要完全恢复解放前的辉煌，应该不可能。”

　　庄晓天坦言，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还是占优势，大概60%到70%的比例还是国有经济，宁波商人再创造上海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总量，完全不可能。

　　但庄晓天同时认为，“宁波人在上海的非公经济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宁波商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想让宁波人为了上海经济建设做更大贡献。”

　　裘东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庄会长常常鼓励我们眼光要看得远，他希望，在未来十来年时间里，在上海的宁波企业家中，也能走出像包玉刚、李嘉诚这样世界级的企业家。”

　　裘东方对他所在的商人群体很有信心。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只要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不变，经济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上海会有宁波企业家实现这一目标。”

　　庄晓天雄心勃勃的目标其实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庄晓天在宁波开会时就指出，宁波经促会单向强调为宁波服务。但市场经济利益是多元的，经济交流是需要双向或多向的。因此，庄晓天建议将上海宁波经济促进会改为宁波商会，但当时未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2005年，宁波在天津、沈阳等城市陆续成立了商会，庄晓天等人感到了压力。经过一番努力后，2005年底前后，宁波商会获准设立，它也成为上海第一个省级以下单元的地方商会。

　　在庄晓天的蓝图中，宁波商会也有阶段性的目标，第一步是办商会杂志、网站、收集有用经济信息、定期联谊学习活动等等。

　　但这些仅仅是常规性动作，庄晓天还希望能成立将宁波商团各自行业优势联结起来的投资公司。“以建筑行业为例，如果宁波在上海优势建筑企业能联合起来，优势互补，那样无论是楼宇、桥梁、地铁还是高速公路，都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企业，会不会是中国最顶尖的建筑企业呢？”庄晓天雄心勃勃地说。

　　沪甬双城记

　　在许多领域，沪甬之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6前后，上海、宁波这两个城市之间关系似乎复杂而且微妙。

　　短短大半年时间里，围绕着洋山港开通是否和北仑港恶性竞争；杭州湾大桥的建设，是否与上海港争抢经济腹地；沪杭磁悬浮铁路，是否会拉进沪杭而疏离沪甬关系；宁波大企业是否还会继续迁沪；杉杉集团是否要回宁波等各种话题，两个城市在某些领域俨然成了竞争对手。

　　尽管外面各种说法沸沸扬扬，但宁波市协作办、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宁波港等相关部门和企业，对这些说法却自有解读。这些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绝口不提沪甬竞争，而是反复强调沪甬合作，宁波向上海学习，宁波利用上海大舞台等等，连吞吐量逐渐逼近上海港的宁波港，也自我定位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100多年来沪甬渊源，再审视今日沪甬双城之间的关系，别有意味。

　　百年移民潮

　　沪甬双城之间的所有渊源，都始于上海开埠之后的移民潮。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外省市人口特别是邻近的江浙等地的居民愈来愈多地进入上海，从有比较权威的统计数据开始，上海客籍人口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从19世纪80年代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60多年中，上海的本籍人口与客籍人口之间的比例，大体上保持在1:5至1:6之间。居民中外省市人口占上海居民总人口的比重，1885年为85%，1910年为82%，1936年为79%，到1948年又上升为85%。上海移民之众，由此可见。

　　在陆续涌进上海的移民人口中，宁波人向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宁波商会会长庄晓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余人，这一时期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第一次高潮。据统计，当时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余万人，约占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上海解放前夕的1948年，上海总人口约为498万，其中宁波人约有100万。”

　　为什么大量的宁波人迁移到上海呢？宁波商帮研究者童志行、这位早年在私立金陵大学修明清史的退休干部，把19世纪中叶开始的移民潮归结于人口压力。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宁波人多地少、又重视子孙繁衍，在清末，把几个儿子中的一个送出去学生意，几乎是一种潮流，因为没有足够从事农业的资源，当时的宁波人被迫从第二、第三产业中求得生存。开埠之后的上海无疑是最好的目的地。”

　　但宁波也有学者认为，这次移民潮其实是随着城市功能的转移而迁移。这种颇有新意的观点的核心论据是，在鸦片战争开埠之前，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就是宁波，从唐朝以来就是如此，鸦片战争宁波和上海同时开埠，为什么这个贸易港口的功能会转移到上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宁波港和上海港一样，码头在甬江的内陆河上，能够航行千吨级帆船，在近代之前这样的航道无疑足够。但鸦片战争之后的外国轮船，动辄数千吨，到了19世纪末期还出现了万吨轮。轮船进不了甬江，却能进黄浦江。黄浦江码头距离长三角的核心地区杭嘉湖和苏锡常都很近，因此，上海取代宁波，其实是上海港取代了宁波港。宁波港上千年来形成的商人阶层要继续谋生，惟一的办法就是跟着港口迁移到上海。

　　无论是人口压力说还是城市功能转移说，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力量逐渐强大，宁波人在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迫使法国租界让步，成了宁波人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同治十三年(1874)1月，当法租界借口修路，要求四明公所迁坟，四明公所当然不从，要求法方改道，法方拒不退让，双方相持不下，激起了宁波人的愤怒和复仇情绪，结果发生流血冲突，经双方交涉，中国偿银三万两，法租界放弃筑路计划，承认四明公所地产的永久所有权。

　　1898年7月16日法兵悍然强占四明公所，董事会立即发函，要求全体宁波人罢市。虞洽卿在此次事件中积极支持沈洪赉率各业工人罢工，结果导致了数万商家罢市，数十万工人罢工的局面，终使“民气压倒洋气”。当时西方媒体对宁波人的评价是“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以上海为目的地的宁波移民潮，哪怕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终结。只是当时移民的方式主要是考学、婚嫁和工作调配而已。21世纪初期，宁波人在上海已不再局限于经商，而是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大批精英。

　　以科教文领域为例，已故著名艺术家陈逸飞、作家余秋雨、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等，祖籍都是宁波。政治人物中也有不少祖籍宁波。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中，都有一些人祖籍宁波。本届上海市委中，有五位市委常委是宁波人。

　　另外，科学界的宁波人也不在少数。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多达85人，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其中不少长期工作在上海。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许多相关人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强调宁波商帮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指出，上海对宁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宁波市协作办的方照强处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上海对宁波的帮助可以分好几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星期天工程师，宁波企业为上海企业生产加工配件，到长发集团等上海企业在宁波投资一些大项目，这些对宁波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当代宁波商帮的代表人物，也开始介入家乡宁波的建设中。吴国迪的埃立生集团打算在镇海建造大型石化企业，裘东方的保集集团，则筹备在宁波建设高档肝病专科医院。

　　除了具体的投资项目之外，一些对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战略建议，也不断传递到宁波。

　　其中代表人物是庄晓天，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最早也是庄晓天的建议。庄晓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就觉得宁波港口确实很好，但总感觉距离经济腹地很远，发展有点困难，因此，在1993年上半年，我在宁波开会的时候，提出能否在杭州湾上架一座桥，当时的设想是三用桥，就是公路、铁路两用桥，再加上潮汐发电。这样不仅和上海距离缩短，还和苏南、安徽等经济腹地的距离也缩短了。这个计划到2003年国务院才批准，但可惜的是，目前开工建设的只有公路桥一个功能。”

　　在欧琳执行董事长徐剑忠眼里，宁波、上海两个城市中已不分你我，几乎每个宁波家庭都有上海亲戚，在他看来，以企业为例，区分上海企业、宁波企业并无意义。

　　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吴孝增很同意徐剑忠的观点，他告诉本刊记者，“杉杉以前是宁波企业，后来搬迁到上海，现在他们又有意向在宁波投资，你说这种投资到底算是上海的还是宁波的？所以在许多领域，沪甬之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赢，对宁波来说，更要强调的是如何接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