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企的尴尬
“因为上次推介的很多项目股权问题难以解决,都不允许控股,所以才有了这次能控股的新项目的推出。”受邀来推介的乾坤兄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傅钵这么认为,这家位于石景山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企业,此次带来的是一个文化项目。
但在推介会现场,他的演讲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兴趣。用同来推介的李联君的话说,“一开始讲这个文化项目,现场打手机的人就多了。”4月13日,已经回到北京的傅钵告诉记者,这两天也有温州企业给我们打电话。但傅同时透露了自己的担忧:“温州企业一定要看到可见的未来,才愿意投资。”他还打了个比方:“他们(温州企业)一定要看到一头牛,仅给他们一条牛绳而看不到牛,他们是不愿意牵绳回去的。”这种希望能快速有所回报的观念,让傅觉得合作很难。
李联君也觉得不容易,李是汇能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该企业由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和电子部共同投资组建,本着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主辅分离”的精神而实行股权多元化改制。相对其它到场企业,李显得很积极,特意在会场每一个座位上都派发了资料和名片。但和李联君联系的人并不多。李同时也担心,温州企业浮躁的心态,“他们很急,没有耐心,所以北京企业推出的这些有一定技术和文化含量的长期投资项目,我估计比较难入他们的视野。他们也没有耐心做这样的投资。”
而作为这次推介会主推项目之一的京东方,则只在会议当天露了面。前一天的温州市政府领导和专家参与的座谈会,他们没有赶上。而11日下午的京东方项目专场推介,温州方面只来了两个企业代表,其一就是乐清电子工业协会的代表,副会长、温州力博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松玲。“我是上午临时被会长叫过来开会的,进这会场前,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听京东方的人介绍了半个多小时,林说听懂了,“简单来说,就是京东方出技术、管理人员,希望我们注资,但因为投资额巨大,3个多亿,我需要先把资料带回去给协会的领导研究。”
显然,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龚莉对北交所承办的推介活动寄予厚望。在2月温州企业北上的推介会上,龚莉就曾表示:“北京国企改制相当繁重,仅靠国有企业内部调整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战略投资者,这其中就包括民营企业。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那些具有产业背景,具有供应链系统和技术支撑的企业来共同营造我们的发展环境。”
但现实似乎没有她预想的那么好。正如周德文担心的那样:“这种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如果企业管理层的意愿和政府不同的话,恐怕操作起来会比较困难”。
难点在哪
据周德文介绍,温州企业感兴趣的项目,主要都是围绕本公司主业的上下游产品。像温州两大财团中瑞、中驰财团,其中的大股东奥康集团、华通电器机电集团,都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两家公司的发言人都表示,其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并购和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太相关。
按照周德文的分析,问题主要出在3个方面,股权、人员安置和观念。温州企业都要求控股权,对人员安置不考虑,企业不需要的人肯定就要下岗。但北京国有企业体制约束住了温州企业的这种诉求。另外,在观念上,温州企业多数不愿意谈的时间太长。
浙江群英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群英就是因为股权谈不拢而决定放弃的。“我们认为控股是第一前提,但他们是国有企业,不愿意让出控股权,这样我们就不想谈了。”
温州高合集团董事长方国祥则觉得观念不一样形成了阻碍,“温州人的想法很简单,北京人想法太复杂,合不来。所以没法合作。”
价格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以前是自下而上,先企业双方谈价格,查看账目,商定好一个价格后,报国资委审批。温州企业以前在上海、东北等地参与国企改制,都是这么操作的。但北京的程序却倒了过来,是自上而下由政府牵头来推动企业进行改制。北京企业单方面通过北交所报价,然后让温州企业讨价还价,这样谈判的空间就会少很多,操作的难度就比较高。”
“本来我们是看重两个项目的,但其中一个就因为他们要价太高,最终我们放弃了。”虞一杰透露,“另一个因土地问题估计也要放弃。”虞给记者看了后一个项目的《合作意向协议书》,合作方是中国核工业集团下属的中核华康辐照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前提就是兴乐集团能在温州找到土地,用于建造厂房。“乐清现在用地非常紧张,我们目前的总部占地才100亩,公司要上新厂房扩大产能都只能去外地。哪里有土地呀!”
谢作友则觉得自己资本不够雄厚。谢是乐清市乐友通讯实业公司董事长,也是上述京东方项目下午专场推介会到场企业。“这是很好的机会,产业前景巨大,但目前我们的问题是资金不够,一个项目就需要上亿的资金,如果想投资还需要寻找合作伙伴。”
林松玲也一样,虽然协会下有几千家大大小小的电子企业,但他还是认为操作的难度很高,“我们当然希望能为协会的企业寻找好的出路,找到好的大项目,但这次京东方的项目投资要求还是挺庞大的。”
“我们将对北交所的这次推介做一个评估,如果温州企业还感兴趣,可能还会小范围地组织去北京。但如果评估结果没那么好,可能就不再组织。”周德文表示,“如果还能成行,估计至少得在5月份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