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总量不算大的新昌县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利县”，除已获专利授权470余项外，该县最近三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到了全省第二位。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政府出台的一项创新激励举措有关：企业每申请一项专利，就可获得政府2000至1万元不等的奖励。

　　凭借自主研发成功的全自动电脑调浆系统这一成果，刚揽下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杭州开源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光明对此深有体会：企业创新成功的背后，其实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在作为。

　　显而易见，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大包大揽。有人形象地作了个比喻：如果把自主创新比作一场比赛的话，那么政府不应是“运动员”，也不该是“裁判员”，而是“场地维护员”。

　　从全球范围看正是如此。细数当今创新型发达国家，其政府在创新过程中无一不是很好地担当起了“场地维护员”的角色。以色列闻名世界的农业“滴灌”节水技术，缘自该国一名水利工程师的偶然发现，最终却是靠政府大力推动才得以普遍应用。由此，经合组织科技政策部主管、著名经济学家金·奎内特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观点，政府最该做的是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交流平台，或在公共技术采购等薄弱环节发挥作用，而非亲历亲为去创新。

　　那么，政府究竟该如何演绎“场地维护员”的角色？

　　好的场地应该是基础条件完善、竞赛规则完备的。这就是说，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扶持。通过多年的努力，我省的创新环境已大有改善，但整体科技基础条件和自主创新能力仍显薄弱：大院大所、大企业还不够多；公共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和服务相对滞后；原创性的发明专利偏少；科技投入尤其是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这就需要政府自觉运用政策手段去开垦、培育一块肥沃的创新“土壤”。

　　培育创新“土壤”的招数有很多。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马锦跃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必要的财政投入，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资助、引导，特别是作用于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等领域；政府可以借助导向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消减企业创新风险；政府也可以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合适的融资环境；政府还可以通过采购政策倾斜，优先购买自主创新产品……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有利于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的政策环境应该是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高度统一、直接投入与支持引导机制有机结合、创新动机与创新成效和谐依存的。

　　中小企业众多是浙江工业经济的特点，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无疑较弱，缺乏足够的创新资本实力与技术实力，创新风险也更大，这就需要政府施以援手。4月初，科技文献共建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平台、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平台这三大省级公共科技平台的集体“亮剑”，让人体味到了政府搭建创新平台的诚意与创意。

　　一直来关注全省创新平台建设的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博士华尔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对于创新载体建设，政府手上可打之“牌”确有不少，像鼓励大企业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引进大院名校等都不失为“好牌”。但就浙江中小企业众多、块状经济发达的实际而言，打造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不可或缺，在某种程度上尤显迫切。只有当公共科技基础平台、行业和专业创新平台、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三骏并驱”时，“政府扶持平台，平台服务企业，企业自主创新”这一创新服务链才会水到渠成。

　　培育创新“土壤”还需要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作支撑。杭州化工研究院可谓是制度创新的典型受益者，它之所以能从一家科研事业单位成功“变身”为人均创收百万元的科技型企业，跻身国内造纸化学品行业的最前沿，关键就在于让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大大激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新力，从而成功拓展了一条优秀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的路子。该院院长姚献平说：对企业而言，自主创新更多地意味着技术层面的创新；对政府来说，则主要是制度创新。只有当制度创新不断成为技术创新的“加速器”，企业自主创新才会从自发转向自觉，区域创新实践才会从局部转向全局。

　　自主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瞄准建设创新型省份这一目标，不断突破制约自主创新发展的体制束缚与政策障碍，形成政策合力，聚合创新资源，真正构筑起以自主创新为节点的完整创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