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

　　触目的贫困与灵魂的洗礼

　　这个在物欲横流年代近乎童话的故事使我沉浸在长久的辛酸与感动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才会成为一群都市年轻人心灵的香格里拉？

　　5月的一天，我来到了云南维西县四十驮村。

　　维西是全国惟一的傈栗族自治县，四十驮村深藏于云贵高原腹地，为茶马古道必经之地。一条宽200多米、被泥石流冲刷而成的沟壑把村子和山下的公路隔成两边。和邻近的丽江、大理相比，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固了。

　　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面在这里意味着不到200元的年人均收入、每年雨季如猛兽般的泥石流、靠马帮和驿道出行的古老交通方式……而这一切，都让这里孩子的命运像风一样飘摇不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读书生涯会在哪一天戛然而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像父辈一样终日在陡峭的山脊上辛苦地淘出一家人的温饱。

　　阿六告诉我，当地教育部门曾以400斤大米来表达对他们的欢迎与共建之意，而当他们听说这是从村里一户户东讨西要凑起来时，难受而坚决地拒绝了这400斤米。

　　还有一次，村里的一辆拼装小卡车“远征”到千里之外的昆明后，在街头因“闯红灯”被交警拦下了，从没见过红绿灯的司机理直气壮地冲着交警吼：红灯挂得那么高，我咋个“闯”法？

　　阿六说，这样的故事，让她想笑却笑不出来；这片土地，让她和她的朋友们流连忘返，魂牵梦绕。

　　学校：

　　杭州来的校长、老师和厨师

　　“老师，这是白菜。”“老师，给你土豆。”5月1日早晨7点刚过，还沉睡在山坳里的四十朵花花小学，就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惊醒了。他们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张望着，递上一袋袋从家里背来的白菜土豆后就一溜烟跑开了；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学生从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交给老师——这些，是他们这个星期在学校里的所有食宿费。很快地，清脆的早读声就回荡在山谷里，四十朵花花的一个星期就这样开始了。

　　因为星期一要升旗，所有的孩子都穿上了天蓝色的校服，这让脸上永远挂着两坨“高原红”的他们看上去神气了不少。“他们该是维西最幸福的孩子了。”叶老师有些感慨：这个学校的一切都来自无偿捐助；全校51个孩子是维西400多个教学点中惟一有统一校服的；这所有着雪白的围墙、天蓝色校牌的学校是方圆几公里内最漂亮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三位来自杭州的老师。

　　三年级的第一节是语文课。“床单”——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怯生生地指着黑板上已经教了五六遍的生词“床垫”念道。这让老师蒋永芳有些心急。

　　蒋永芳是第一个报名到四十朵花花的志愿者老师。这个和阿六同年的女孩有着同样爽朗的笑声，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的她曾在广州和温州当过两年的小学老师，来四十朵花花之前在杭州一所学院的图书馆工作。“杭州的生活很安逸，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看到四十朵花花需要志愿者的消息后，我突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蒋永芳的爸爸也曾是一个乡村的民办老师，电影《一个也不能少》里的那个乡村女教师和爸爸趴在煤油灯前批作业的身影一直清晰地留存在蒋永芳的记忆中，终于有机会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人让她很满足。

　　这里的孩子由于长期和外界缺少接触，“乖”得几乎不会想问题了。三年级的孩子有些连一年有几个月还分不清，上节课教的内容总会有一大半还给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就完不成你却没办法去责备他们：学生一回家就要放羊、砍柴、做家务，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读书、识字被无奈地挤到了一旁，这让蒋永芳心痛而焦急。

　　和蒋永芳的爽朗相比，老家在东北的邢侠跑到这里只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不要把志愿者想得太崇高。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种难得的体验和经历。”邢侠说，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志愿者的到来只是帮他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而决定命运的权利，最终还是掌握在孩子们自己的手中。

　　吃中饭的时间到了。“今天有肉吃！”当一大锅莴笋炒肉和米饭端到学生面前时，孩子们因为意外而显得兴奋异常。他们迅速而安静地端着饭碗围着锅子吃了起来。阿六说，尽管每天的饭菜管够，可这些孩子们吃饭时从不肯离开饭锅半步：看着锅里的饭吃他们心里才踏实。

　　在平日，20个住校生的中饭都是下课后阿六她们赶着烧的，每天的菜基本是固定的：肉骨头炖大白菜或土豆。当然，骨头是不吃的，因为买这些骨头要到30多公里的县城去，一连炖5天的大白菜后，到了周末那天，孩子们才可以打打牙祭：把一大锅已经没什么肉味的骨头一扫而光，这一天往往是孩子们最向往的日子了。“我们也想改变一下，可一来没那么多钱，也实在没有时间。”阿六有些无奈。因为现在学校4个年级只有4个老师，每个人的课都排得满满的，又找不到会做饭的杂工，阿六们只得身兼伙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