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门诊里难以启齿的“病”
在武林路,杭州市疾病控制中心一直有一批固定的患者群。只因为杭州只有这里开设了针对他们难以启齿的“病”的治疗。
这是杭州美莎酮替代疗法戒毒点。和来这里的人一样隐晦,治疗点也同样“隐晦”地安排在疾控中心左侧小巷孝丰路的门诊治疗室。
找到这个门诊治疗室,记者颇费了一番周折。在疾控中心,许多被记者询问的人都对记者提出的“美莎酮门诊怎么走”的问题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妙眼神。
美丽(化名)每天上午9点多,都会按时走进这个门诊,她一般的程序是这样,先和门诊的孙健主任打声招呼,落座后聊天片刻,继而开始治疗,服用美莎酮后,与医生交流一番最近的毒瘾状况。然后离开。前后不过两三分钟。
她和她的家人曾经拥有几百万家财,2000年起,从小姑子开始,一人带一人开始了吸食白粉,很快,家财耗尽,悔悟已晚。劳教戒毒未果后,美丽走进了美莎酮替代疗法戒毒门诊。孙健说,美丽是最早一批进驻治疗的吸毒人员,去年6月份至今,坚持了整整一年。
“她的治疗效果最明显,美莎酮替代疗法戒毒戒断毒瘾,目前是国家允许的一种麻醉药物替代毒品的有利途径。”这种治疗方法能够最低损耗地减轻吸毒人员对毒品的依赖同时持续服用以戒断毒瘾。
“更多的病友,是服用药物后马上离开。”孙健习惯将自己的治疗对象这一特殊群体称为病友。他们马上离开,或许是为了避免尴尬地被附近经过的熟人碰见,哪怕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在门诊室,记者见到了陆续前来服用的戒毒患者。绝大部分人对于记者的镜头表示回避,一位林姓戒毒治疗人员给出的回答是“曝光出去了对自己的影响很不好,要是被单位的同事或者邻居知道了,工作和面子都没有了,毕竟,社会上歧视我们。”
孙健也表示,目前,社会上对于吸毒人群投入的异样眼光比同情的眼光要多许多,哪怕这些人“浪子回头”,也不能被很好的接纳与对待。
记者旁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孤独,为什么这么低调,一和他们之前的过错与曾经走过的歧途有关,但如何正确看待他们,给予他们良好治疗环境,是应该令人去思考的。
“重新做人,能否多给我些宽容”
绕过偌大的操场,经过机器轰鸣的缝纫车间,记者来到了省戒毒劳教所矫正教室,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与劳教人员之一重生(化名)见面,他来自宁波慈溪,1米65,年届40。若不是穿着劳教制服,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吸过毒。
见到记者,他习惯地低着头,尽量不让摄影记者的镜头拍摄到脸部,征得他同意后,从背部给了他一个特写。重生曾经自学过医,在当地开了家药店和诊所。2000年,他在桂林游玩,朋友给了他一颗药丸,他知道,这是麻黄素,一种精神药品。趁着酒性,他仗义地吞下去,与许多吸食精神药品的人不同,他第一次的感觉是难受,四肢发麻,丝毫没有任何快感。
没有逃过吸毒人员的一般轨迹,第一次之后,他利用药店进货以及与医院熟悉的关系,开始了疯狂的吸毒道路。因为得知儿子吸毒和反复吸毒,他的母亲高血压突发去世,留个这个中年男子的是无尽的愧疚与自责,他的孩子至今还不知道父亲吸过毒并且在强制劳教戒毒,他想留给孩子一个依旧美好的父亲形象。
谈起家庭,这位劳教人员数度落泪,怎一个悔字了得。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所有来这里的劳教人员几乎都导致了家庭的不幸。
重生还有一年半的改造期,他给自己做好了彻底的改造计划,“其实,被送进来那一刻,我彻底轻松了,如释重负。”他这样解释当时被批准劳动教养的心情。现在,他每天参加劳动锻炼,并在禁毒月期间随戒毒劳教所宣讲团去现身说法。
采访结束时,重生要穿过操场回到宿舍去,他与记者在操场步行交谈时很注意地往路边划好的行进区域线内走,分手时的握手感觉到了重生的力量。“说实话,出去以后有很多现实需要面对,不知道社会还会不会接纳我的‘重生’。”最后,他还是吐露出了他的担虑。
接下来记者将叙述的对象的经历将证实重生的担心不是多余。
拨通阿强(化名)的电话后,他一再提醒记者记得发稿时用上化名。他是记者经过上城区清波街道综治办主任夏利川手头十余个推荐采访对象中唯一能够稍微敞开地聊上几句的戒脱毒人员。不久后,阿强即将被认定脱毒。
这个街道毗邻西湖风景区与酒吧街南山路。又属于拆迁户较多的街道,流动性很强。截至2006年初的数据是,清波共有吸毒在册需帮教人员64名。
阿强就是“在册序列”之中的一位。1995年,阿强初中毕业进入了工厂做工。由于不习惯工厂的艰苦活,很快辞职开始混迹于社会,并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经常在一起花天酒地,寻衅滋事。至今回忆起过去的作为,他仍有后怕。然而,更可怕的是1999年,在一次夜总会玩乐时,被朋友递过来的一包药丸带进了吸毒岁月。阿强对记者坦言,“那天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夜总会,吃摇头丸、吸食K粉、大麻等新型毒品。当时觉得很潇洒,对其他一切事情都没有了兴趣。”
之后的一年,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将其强制戒毒了四个月。从戒毒所出来后,阿强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冲动,靠自觉真能行吗?心瘾真能戒吗?街道在这时找上门来,清波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朱高蝉成为了阿强脱毒帮教的对象。
几年来,朱警官一直在为阿强以后的生计谋出路,出主意,刚从戒毒所出来,他进入了一家企业做营销,正当他事业进入状态,略有起色,阿强也准备彻底告别过去,铆足干劲的时候,企业一纸辞退书发到了他的手里,原因很简单,他过去的吸毒“前科”。
今年,脱毒将届3年的阿强开起了一家副食品店。阿强希望借记者对所有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捎上一句:“远离毒品,珍惜生命!”同时,他还强调,社会应当宽容地对待这些逐步努力脱离毒魔的群体,因为他们更需要鼓励。
对比之阿强,阿丽显然更不愿意面对记者,她的生活刚刚恢复平静,不希望有任何涟漪泛起。在电话那头,她竟然矢口否认了自己就是记者要找的人,声音之间,些许的受惊让记者有些不安。
几年前,她涉足毒品,纯粹是为了猎奇,但和阿强一样,她即将脱毒成功。夏利川告诉浙江在线记者,该街道开展的社会定点督促与社区民警定期帮教坚持至今,已经对13名户籍迁出的吸毒人员及台帐进行移交,而几天后,包括阿强与阿丽在内的7名吸毒人员也将被脱毒认定,由此该地区脱毒人员数量已占实有吸毒人员的10%以上。
记者旁白:社区脱毒、药物戒毒、劳教强戒不仅仅是民警、街道干部、医生与劳教司法人员的“私事”,而是全社会人人参与的“公事”,换言之,也是你我的“己事”。
“集体关爱”,让他们不再沉默孤独
省禁毒办副主任周联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针对脱毒人群,公安机关与基层政府都做了相应的工作,比如辖区民警、街道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帮教对象的家属共同组成的“四位一体”帮教行动。
“这些工作目前在我省普遍开展起来了,社区起到了非常好的帮扶作用。一些企业也能真正敞开胸怀接纳曾经迷途的脱毒人员。”周联盟说,在温州平阳某厂,连年来共接纳了近10名脱毒人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当然,不能回避的话题是,在基层社区政府以及先进的典型企业给予的帮扶与接纳的同时,社会公民与大多数企业能否同步接纳,是一个值得期待与思考的问题。周联盟提到了社会公民对回归社会的戒脱毒人员应该“集体关爱”,应该具备良好的文明素质与宽容品格去接纳这些曾经犯过错、但正在改错的群体。
周联盟说,我省曾经在研究禁毒工作时考虑出台一个政策,给那些愿意接纳脱毒人员进入就业的企业以一定的优惠政策与补偿,但未能最终出台。
省社会科学院一位社会学家同样表达了对脱毒人员“沉默”现象的嗟叹:这个群体是脆弱的,脆弱到无法被容纳便重又走上老路。他们向生命禁毒说“不”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那么,作为社会上的正常人,我们是否该少一些投予他们歧视的目光?社会脱毒是人民工作,每一位市民的参与都能积聚能量;社区脱毒、药物戒毒、劳教强戒不仅仅是民警、街道干部、医生与劳教司法人员的“私事”,而是全社会人人参与的“公事”,换言之,也是你我的“己事”。
国外以脱毒为戒毒工作的开始,戒毒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顾骏教授曾表示,欧洲有的国家吸毒者60%以上可以成功脱毒,靠的主要就是社区和社团矫治。就这点来说,政府应该也可以从立法、政策和具体工作上对民间组织多加鼓励、支持和指导,让那些能合理消除滥用吸毒现象的方法得到发展,让它们的作用发挥得更好,不过现在看来实现还有一定难度。
记者旁白:为什么戒毒群体的大多数是沉默的?这个答案似乎应该用全社会市民的行动来作答。歧视,不是力量,反而会成为阻止戒脱毒人员重获新生、真正回归社会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