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省档案馆从省历史学会会员蒋逸人先生处征集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的两封来信。弄明白这两封来信的前因后果，也使我们获悉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80年6月初的一天，酷爱历史的蒋逸人先生又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这天，他查阅到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神髓》的书。这本已被译为中文的图书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启蒙的重要著作，作者是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该书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思”，恩格斯译为“音盖尔”，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书》，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战争”，把共产国际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书中说：“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思与其友音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评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社会主义神髓

　　仔细读完该书，蒋逸人已经明白：幸德秋水是在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等著作的基础上，撰写了这部著作。尽管该书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显然作者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

　　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但是，这本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图书的印刷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发行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即1903年9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即1903年10月5日，这也就表明：中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1903年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蒋逸人马上将这一重大发现写信告诉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引起该馆的高度重视。1980年6月23日，该馆派出专人来到杭州。这位叫杜魏华的同志后来在蒋逸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调阅了这本编号为“362/4022/2”的珍贵图书。蒋逸人告诉笔者说：“后来，杜魏华同志回北京时带走了这本《社会主义神髓》。”

　　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北京发来“党保字第310号”专函，专函全文如下：

　　蒋逸人同志：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已由杜魏华同志带回。经研究，我馆拟收藏这本书，可否馈赠我馆？如同意馈赠。我们将复印三本复印件，赠给你和浙江图书馆等。另付给奖金五十元，发给捐赠文物奖状一张。以上意见如何？望函复。此致

敬礼

　　中国革命博物馆1980年7月25日

中国革命博物馆介绍信

　　蒋逸人说：“收到这一专函后，我没有直接去参与该书的征集工作，后来应该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与浙江图书馆之间的具体联系。”不过，蒋逸人一直认为，这本《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后来应该是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自从发现了1903年10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后，蒋逸人开始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到了该书中译本的各种版本上。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日文原著问世于1903年6月。浙江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362/4022/2”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问世于1903年10月5日，也就是说，原著出版3个月后，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见，这应该是该书最早的中文版本。蒋逸人说：“该书是由中国人翻译出版的，而且是还是我们浙江人翻译出版的。因为书上明确印着翻译者为‘中国达识译社’；出版单位是‘《浙江潮》编辑所’。《浙江潮》是当时由浙江籍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的一个组织；中国达识译社应该也是浙江籍留日学生组织的一个学术团体。”

　　到了1907年，日本东京的奎文馆书局也推出了由创生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由于长期以来在日本能看到的最早《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是1907年出版的版本，所以，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是在1907年。蒋逸人先生注意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等人所著的《日本的近代史》也将此书最早译为中文的时间说成是1907年。

　　1980年11月5日，蒋逸人将发现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一事写信告诉给了井上清先生。信中还说：“关于此书的翻译、出版、得书与收藏等情况，我们已作了查考，将整理成文投寄有关刊物，若得刊载当寄奉请予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