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邂逅民众需求　安全感考验社会的和谐指数

　　12年前，做布匹生意的管观友从老家台州来到绍兴柯桥。

　　创业伊始，管观友就在自家的店面附近，目睹一位经营户怀揣几万元现金，在大桥上遭到歹徒的抢劫。虽然经过周围群众的努力，歹徒被现场抓获，但此事还是深深触动了管观友，“现金交易时难免提心吊胆”。

　　“如果企业职工在上下班路上被偷被抢，如何保证工作热情？如果居住环境治安秩序混乱，幸福生活从何谈起？如果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再多的财富又有何用？”作为绍兴县钱清镇派出所的教导员，郭建华见证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百姓对安全感期许的增长。

　　郭建华的担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近期的一项统计分析中得到证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至2004年的26年间，我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7%，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到36.4件。研究表明，在影响社会治安安全感的因素中，农村居民忧心财产安全，而城镇居民更多担心恶性犯罪的增加。

　　“不必讳言，处于社会剧烈变化的转型期，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确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严峻挑战。”绍兴县公安局局长魏明认为，促使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让公众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法治社会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魏明也坦言，在轻纺城市场这个有40多万外来人口，现金、货物、人员都处于大流动状态的市场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不少见。

　　可如今，身为中国轻纺城市场台州商会会长的管观友，早已把妻儿都接到柯桥安家落户。他的经营规模，也从当初的1个门店扩大为2个门店、一家仓库和世贸中心里3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

　　让他“安心”的理由是，治安问题仍然存在，但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改变：密集的治安探头，高科技的情报监控网络，随时待命的巡特警和协警、保安……

　　安全，作为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与百姓的心理需求恰好契合。按照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安全的需求”是人类“生理需求”之外的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因此，让公众免于恐惧，已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础命题。

　　“不安全”标志的转型　治安“绿洲”孕育和谐诉求

　　“情况我已经清楚了，你们也要替对方着想一下，我们明天过来把这事协调一下。”在柯桥街道“应急事件处置分队”办公室里，张国祥正在接待来访的群众。

　　这位有着36年警龄、当过多年派出所所长的“老公安”，来到街道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使得百姓可以“开门见警”。

　　柯桥美巷村曾发生这样一起民事纠纷：上海的张女士祖籍绍兴，由于祖母家产较多，几十年前将其中两间房屋临时借给邻居居住。去年她的祖母去世，张女士作为继承人来向邻居收回房子。但邻居声称当初是花钱买下的房屋，由于没有文字凭据，连法院也解决不了此事。双方为此发生矛盾，火药味渐浓。

　　有人找到了张国祥。老张在了解事件全过程后，对双方展开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前后历经3个月，最后拿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折中方案。

　　“不构成治安处罚的案件，我们都协助处理，重点是处理民事纠纷。”张国祥拿着手中的卷宗说：“群众矛盾看似小事，一旦激化就有可能变成刑事案件。”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中村改造引发的纠纷是老张和同事们的工作重点之一。以往房屋买卖程序简单，往往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凭证，如今改造后房价飞涨，往往引来经济纠纷甚至兄弟反目。

　　“将情和义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是张国祥的“和谐之道”。仅去年一年，他就解决了15起民间纠纷。

　　今年1至7月份，柯桥街道辖区的刑事发案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8%。在绍兴，像老张这样派驻在基层进行民事调解的“老公安”，还有10多位。

　　为了让民众拥有充分的安全感，作为绍兴首个工业产值超百亿元的乡镇，钱清镇也将警力“下沉”到第一线，在每个行政村都建立一个警务室，用于辖区民警办公。

　　人和物由此集聚在一线：每个村都建立了5至10人的村级专业巡防队伍，购置了1至2辆警用电瓶车，30多只对讲机加入到全镇巡防通讯网，各村与派出所的信息实现了实时互通。

　　“一个农村派出所，在短短二三个月时间里，筹措近百万资金，组建一支近200人的巡逻队，添置15辆巡逻车，这在钱清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钱清镇梅东村党委书记孔永华介绍说，在镇派出所运用巡逻车相继破获系列性的摩托车盗窃案、别墅盗窃案和棉纱盗窃案后，百姓尤其是夜间上下班的职工，安全感大增。

　　近几年来，绍兴县外来人口每年以3万人的数量递增，生产总值以14.5%的速度增长，但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却在以同比10%左右下降。

　　“听说以前‘警察来了’的说法，可以用来吓唬小孩，仿佛警察的出现，就是‘此处不安全’的表示”，侯旭鹏对此表示不解。不时出现在身边的警务人员，恰恰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甚至连家里丢了宠物之类的小事，他都可以向社区民警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