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亚大方地站在讲台前，用三个提问开始这次防艾知识讲座。“英语四级、六级跟大家今后找工作有关，关注超女是因为休闲娱乐。而大学校园对艾滋病关注并不多，因为有些人认为那是离大学生很遥远的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朱力亚告诉记者，自己在感染HIV病毒前跟学生们的反应一样，对艾滋病很陌生，甚至是无知。当得知自己已经感染HIV病毒，目前又没有可以根治的药物，朱力亚当时觉得一切都完了。

　　“大学校园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但是大学生太单纯了，他们把事情都想得很简单或者感情至上，其他什么都不考虑。其实这个时候的青年人最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朱力亚说，她比谁都深有感触。

　　在朱力亚大二的时候，交了一个外国男友，两人亲密时没有使用安全套，朱力亚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男友那里感染了HIV病毒。而男友发病后被遣送回国不久去世，留下朱力亚一个人苦度余生。2004年4月，朱力亚被学校劝退，等待她的是无数个寻死的念头。回顾自己的经历，朱力亚很不愿意看到在座的大学生重蹈她的覆辙。“当时我就是被判了死刑等待死亡的人。看到路边的一花一草都觉得像是看到垃圾。”她有些激动地说。

　　讲台上，她拿出两只安全套

　　讲座中，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朱力亚从包里掏出两个安全套，一个先自己演示给同学看怎么使用，台下一些女同学害羞地低下了头，不敢正视。男同学们也在相互悄悄说着什么。朱力亚还邀请一位同学上台，认真地手把手教他将另一个安全套套在模具上。这两个小东西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全场目光。

　　看到这一幕，不得不惊讶朱力亚的转变。短短两年时间，她不仅走出了那段阴晦的日子，还敢于面对公众，用自己的行动为防治艾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在这一切还没有平静之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朱力亚也曾脆弱。“我当时想过跳长江，去铁路上卧轨，走在路上甚至希望下一辆车就把我撞死。”在讲座上，朱力亚把自己那段痛苦的经历鲜活地讲给在场的所有同学听，好几百人的大会场却很安静。

　　“如果用公开我一条生命的悲哀，能够换醒一个正在犯错误或者即将犯错误的年轻朋友，换救一个年轻、鲜活的健康的生命，那么我公开身份是值得的。”在朱力亚今年年初出版的《艾滋女生日记》中，记者找到这样一句话。这应该是她勇敢站出来，面对公众的动力。

　　“其实，我刚开始那段非正常状态的生活的结束，有一个转折点。”朱力亚告诉记者，为了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她曾一度逃避，除了去西藏，她在一个月里，漂过成都、都匀、广州，后来跟一个志愿者去了河南。“我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见到一位老婆婆，她的儿子和媳妇都死于艾滋病，留下她和两个孙子相依为命。”朱力亚说，就在老婆婆抓住她的手哭诉的时候，不希望自己死后，爸妈像老婆婆一样难受。她忽然醒悟到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原计划7天的河南之行，提前4天结束。回到武汉，朱力亚抱着我要活下去的信念，开始找工作，寻求新的生活。

　　探讨

　　舞台短剧演绎防艾ABC原则

　　“在一个雨后的夜晚，电视里是曼妙的音乐，一对学生情侣吃完了亲手做的火锅，男孩的父母正好外出了，天色已晚，这时，男生强烈地希望女生留下……但是女生觉得并不适合，大家为这名女生出出主意，她该怎么做呢？”

　　在朱力亚的邀请下，两名防艾使者学生充当了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