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华介绍，1998年前灯塔村是一无所有的，土地被征用后根据温州市相关政策返回农民三产土地，而村委会根本没钱搞三产，于是就找到房开公司。村里签署的(指村里留档的)那份和村两委会记录是一致的。但是村民不干，认为土地卖便宜了，就到市局查资料，看到两份协议不一样，他们就到纪委举报。我们接手以后，永丰公司老板李子孝承认放在土地局(国土资源局)的那份是假的，说土地局要他们以投入产出法计算，为的就是少交土地出让金。他们通过复印套印把发票合同都改了。

　　“他们被刑拘的原因不是因为村民反映的侵吞集体资产3506万，而是原村支书黄景棉、村主任金福弟因涉嫌挪用资金，永丰公司法人李子孝是因为伪造合同骗取国家土地出让金被刑拘。后来，由于涉案的其他重要人员脱逃，证据无法落实，3个人都被取保候审。”

　　2004年，鹿城区人大代表卓笃生就此事专门提案，要求经侦大队就此案的办理情况给予说明，当年就被接受并列为第59号。

　　2005年4月15日，鹿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答复说，真假两份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偷逃税款和少交土地出让金，投入的越多，产出的越少，按投入产出法这样可以少缴税。

　　投入产出法是国土资源局内部对国有土地进行招标时的一种测算办法，显然不适用于村民安置房指标转让。根据温州市国土资源局(2003)8号公函解释，永丰房开公司在市政府(1999)103号会议纪要出来前就已经立项，按规定，土地出让金以每亩9万元计算。这说明，永丰公司改与不改协议与偷逃土地出让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一来，“永丰公司法人李子孝伪造合同骗取国家土地出让金罪不成立，检察院已不起诉，原村支书黄景棉、村主任金福弟因挪用公款罪证据不足，现在也已经不起诉”。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如以不了了之？”卓笃生这样喃喃着，顺着他的眼光看去，是经侦大队2003年4月23日出具的《调查情况》。这份材料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目前为止，整个案件来分析，单一证据与推测疑点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相互之间的默许、融洽，只有等廖云洲(另一涉案人)的归案，才能水落石出。”

　　“3506万集体资产到底进了谁的腰包”

　　从黄景棉到现在，灯塔村两委会已经换了三任；鹿城区刑侦大队对这个案件的专案负责人也已经更换了。黄华说，现在自己已经不再亲自负责这个案子，“因为好多村民在告我，我回避的”。

　　灯塔村民大的举动是一封306户家庭代表参加的联名告状信，具名的时间是2006年11月2日。“你们有本事去告我，现在案件还是要我管。”在这封信中，村民们以直接引语的叙述方式抒发对经侦大队长黄华的愤懑。

　　经黄华证实，现中央纪委一位副书记和浙江省公安厅长已做了批示，要求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浙江省经侦总队已督促鹿城区经侦大队进行重新调查，并就村民反映的土地价格偏差甚大问题，根据当时市场情况进行评估。

　　8年的一波三折至今，谁也不能说明天会出现什么新情况。“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要知道这3506万集体资产到底进了谁的腰包？”这无疑是卓笃生们反映的焦点问题。

　　村民代表瞿绍廷和黄荣光主动地在“情况反映”中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在他身后站着306户村民，306个红红的食指模印让他们一点也不敢松懈。有人说他们的做法像是牛皮糖，“说我们是牛皮糖，但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这有什么不对吗”？

　　据了解，温州村留地的问题并不只灯塔村。鹿城区现辖的145个村中，有27个是“城中村”。放眼看去，温州市内城中村从建筑上日趋消亡，但在一段时期内，这改变不了村民靠地养家吃饭的态势。政府的村留地政策，相当于在村民生活和就业方面提供一个缓冲、热身的保障机会。而政府给的这个机会，是被剥夺了的。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谁伸出的手？经侦大队已经把“涉案的其他重要人员”都上网追捕，1998年签约的两委会原负责人还在取保候审中，一切都处于等待状态。

　　村民们不会一味等待，等待中也会有行动。11月14日，署名“何康镇、肖林芬等300名村民”的来信上了《人民日报》“监督哨”栏目，在最后的一段，村民们说：“我们村人多地少，土地已被征完，村民没有生活来源，60%的人都闲着，指望用转让费来创业、糊口。现在，我们坐吃山空，生活困难，该怎么办呢？”

　　现在关于灯塔村村民什么时候才确切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