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行业商会认为目前面临的困难中,“政府有关部门授权不充分或工作不支持”的,占47.4%,排在众多困难的第二位。
“民间商会纯属自我服务,但是没有独立运行的机制,很多服务项目,比如行业调查、执业资格评审、行业之间的信用评议等都跳不出政府职能部门的框架,他们不转移职能,我们就没有服务手段,企业也不会理睬。”戴其安说。
戴所在的纺织品商会也曾试图做行业调查,结果同样以失败告终。他告诉记者,其实在上述《办法》中,曾经提到行业协(商)会“对本行业新办企业申报,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进行前期咨询调研,提出论证意见,为有关部门审批和登记注册提供依据”。可事实上,企业的审批调研根本不需要经过商会的意见。
缺乏权威性
杨须迈所在的眼镜商会曾组织企业应对了包括中国加入W TO后的第一起反倾销案在内的多起反倾销案,现在正组织会员应对巴西的眼镜反倾销案。
让他烦恼的是,虽然打官司政府能够补贴50%的经费,但是另外的费用还得商会筹集,13位会长第一期已经捐献了20来万元,目前仍有80多万元的缺口,而商会已经很难发动会员企业捐款了。
杨须迈表示,和最初遇到反倾销案时会员企业团结一心、踊跃捐款的热情相比,现在很多会员企业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没有权威性,商会哪里来的号召力。”
上述调查显示,在商会遇到的诸多困难中,“对会员企业影响力不够”的占52.6%,排在第一位,“资金困难”的占44.7%,排第三位。
纺织品商会正面临着和官方协会争夺会员的尴尬局面。原来在市场上,还有一个个体私营协会,该协会有编制、有级别、有经费,连会长都是工商局长兼任。按照规定,凡是经营户必须遵循“办照即入会”、“验照即收费”的原则,于是同一个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社团组织。
“肯定民间的处于劣势啊。”戴其安告诉记者,两个社团组织开展的活动往往重复,比如扶贫、救灾、评优等,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精力和财力负担,也相对削弱了商会的吸引力。
从民营经济中孕育诞生的温州民间商会,却难以获得同行业企业的广泛支持,因为面对众多行业管理的工作,他们尚无法进入,也就自然无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截至2006年6月底,温州行业商会入会率在10%以下的占10.3%,10%-30%的占31.6%,30%-50%的占21.1%,50%-90%的占18.3%,90%以上的仅为13.2%。
“商会长期维持‘有你不多,缺你也不少’的尴尬地位,就会变成一个松散型的联谊会。”戴其安不无担心。
内部的利益纠葛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不仅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温州商会内部同样困难重重。
由于自治性、自发性的特点,民间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充分的利益色彩。商会起步之初,会员企业对于共同利益的追求促使商会迅速成长壮大,然而一旦商会发展到某种阶段,内部利益的纠葛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记者在当地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3年前,某商会决定在温州下面的一个县进行征地,兴建特色产业园区,以后将会员企业的工厂全部搬入。其实这是该商会做的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单个会员企业出面,征地工作将十分困难,但是由商会出面,其背后是80多家企业,实力雄厚,因此很快就和县政府达成了协议。按照规划,一年能够增加产值100个亿,实现税收5个亿。
协议达成没多久,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最后原定的产业园区面积缩水,只能解决1/5至1/6企业的用地问题。面对有限的土地,最后只有会长和一些较大的企业才能得到,其他多数会员自然被排除在外,引起了会员的不满,而商会的会长也只能因此放弃会长岗位。
“温州商会面临的一个内部问题是:面对利益究竟如何分配?由谁进行监管?”温州市工商联秘书长赵文冕对记者表示。
而在缺乏相关制约法律的情况下,会长的领导才能在行业商会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完善商会治理制度,防止商会被少数人把持,成为个人追逐利益的工具。”赵说。
调查还表明,在行业商会面临的困难当中,认为“领导班子不团结”的占10.5%。
作为商会的理事会领导班子,通常情况下既要出力又要出钱,还不能完全脱离自己的企业。显然,这种热心奉献的领导成员是极难寻找的。据戴其安介绍,纺织品商会第一届会长、副会长有6个人,到现在就只有现任会长1个人。
在利益面前,很多问题都变得复杂起来。据了解,在温州市不大的地盘上,现在有4家眼镜商会,温州市眼镜商会、浙江省眼镜商会以及鹿城区、瓯海区眼镜商会,重复入会,会长、副会长重叠的问题突出。
最后四家行业商会只好采取共同开年会,一次性收取会费,开支节余四家均分的方式,“2005年我们才分到了3万元左右,你说这怎么够维持商会的正常运转?”杨须迈说。
商会发展的人才瓶颈
记者拜访纺织品商会时,看到简陋的办公室里,只有六十来岁的戴其安和二十来岁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小张两个人,而就是他们俩要为278家会员企业专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