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有的工作班子为会员服务，只能自生自灭。”戴其安感慨地说。上述调查显示，行业商会目前的困难当中，认为“人才缺乏”的占34.2%。

　　“我是退休人员，还有退休金和保险，所以能够安心工作，小张大学毕业，在这里就1200多元钱，什么福利都没有，你说哪里能够留住人才啊。”戴其安向记者倒出了苦水，纺织品商会曾在两年内出现5名工作人员跳槽的事情。

　　多年的秘书长工作让戴其安发现，在商会的专职秘书处方面，通常的搭配是“一老一青”，成为了退休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的临时过渡工作，而这些人员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缺乏商会工作的能力，最后不少商会只能从事发简报、开年会、收会费等普通的工作，无法开展真正有效的工作。

　　据了解，温州市38家行业商会中，共有126名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不少商会的人员组成是1名秘书长和1-2名办公室工作人员。

　　赵文冕介绍，目前商会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理事会赞助以及收取会费，由于经济实力有限，除了服装、合成革等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商会外，“其他商会虽然想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困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探寻温州商会的困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在于一个行业的兴衰往往也会影响一个行业商会的兴衰，甚至当一个行业过于强大的时候，政府等有关职能部门也会更加重视，众多的难题也就更加容易化解。“行业和商会的发展是正相关关系。”赵文冕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州点火装置商会的自然消失，由于行业的整体衰弱，没有人愿意继续担任商会的会长，商会也就随之消失了。此外，作为民间自治组织，行业商会领导人的能力也会间接影响其发展。

　　“只有做到行业的龙头老大，而且热心奉献，不求一己私利的人才能担当商会会长的重任。”汪加福表示，做到龙头老大，才能在行业里有号召力，“前几个月，温州遭遇台风，会长带头捐款，很快服装商会就筹集了12万元。”另外，会长要甘于为行业做奉献，才能得到会员企业的信任，“我们的会长选举十分严格，是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你必须拿出愿意推动行业发展的方案出来，大家才会选举你当会长”。

　　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的温州，其商会的发展也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因此必然会较其他地区的商会率先遇到各种瓶颈。“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中西部好多地区连商会究竟该怎么办都没有弄清楚，我们就要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商会的问题了。”杨须迈告诉记者。

　　寻找温州商会的出路

　　温州商会的出路在哪里？

　　“商会的主要职能是服务，做好服务的话就必然要介入行业管理，但是行业商会缺少相应的职权。”杨须迈表示。汪加福则认为，政府还应当加大扶持力度，“我们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植，比如在举办会展或者设立相应的研究中心。”

　　在商会和政府的相处之道中，众多被访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商会还必须依靠政府。

　　根据调查，有60.5%的行业商会认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直接沟通一般。而在行业商会开展活动和组织发展方面，认为需要政府支持的占94.8%，行业商会迫切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的方面包括：提供有关政府管理及政策法律的信息，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以及将具体职能转移给商会。

　　“商会的职能既来自政府职能的下放，又来自企业的让渡。”赵文冕表示，究竟政府的何种职能该下放，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但是商会不光得向政府要权，还应当依靠自身的发展，凝聚更多的企业。

　　“上世纪90年代末，温州的合成革产业发展迅速，甚至出现了人才的无序流动，不少企业相互挖人，为了规范行业秩序，合成革企业最终决定成立合成革商会，对人才流动做出规范，鼓励人才的合理流动，但是不允许随意跳槽，后来整个行业就稳定下来了。”赵文冕以合成革商会为例，指出商会的职能也来自企业的授权。

　　不过，无论为温州商会开多少个药方，“先天不足”却是商会最大的困境。

　　“《商会法》一天没有出台，商会的职能和定位一天就不能明确。”戴其安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商会没有法律的保障。

　　赵文冕则分析，我国还没有对行业商会统一的单行法律法规，对于行业商会的定义、性质、地位、与政府关系等方面缺乏法律确认，此外商会内部的自律手段也缺乏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能依据，“这就造成了商会的职能和运作机制至今模糊不清。”

　　“毕竟各地商会的发育程度有所不同，目前制定普遍适用的《商会法》尚有难度，国家应当考虑在商会立法方面实行地方先行，推动浙江、广东等商会发达的地区先制定和实行促进商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赵文冕建议。

　　“虽然最近几年，商会反映的问题有不少，但是只要政府、工商联和行业商会自身不懈努力，民间商会先行地区的商会工作，完全能够继续走上上升通道。”赵文冕对此显得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