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法》的主要执笔人刘健钧教授表示，“作为国资委的经营性资产，国有资本有保值增值的要求，这与创投高风险、高回报的运作模式有些冲突。国家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就是要拉动、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力量参与到创投企业中来。”

　　一向对政策极为敏感的温州商人无疑从其中嗅出了金钱的味道。据林阿信介绍，现在许多温州的商人对创投行业的法规政策，与之相关的《证券法》、《公司法》，以及行业专家、领导人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密切关注。

　　“如果说，《创投法》给创业投资企业开辟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刺激了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创投的热情。那么后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建立和相关优惠财税政策的酝酿出台将为民资进入以后的正常运转提供有力保障。”林阿信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因为政策方面的风险，温州的民间资本也在渐渐从房产和煤矿领域撤退。这些撤退的资金需要寻找出路，除了今年火爆的股市之外，创业投资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林阿信说：“而目前国家出台专门法律鼓励创投行业发展，相关政策也支持社会力量加入，温州人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利好政策导向和巨大资本流向的机会市场，这是把钱投向具有高成长性的项目，投资会有高回报且富有活力。”

　　嘉信集团中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汤春雷则表示：“创业投资领域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仅意味着高额回报，同时也是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途径之一。随着民营企业与国际惯例接轨进程的加快，民营企业自身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必将得到大幅提升。”

　　对此，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也深有同感，“未来经济将是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而作为创新型经济‘助推器’的创投业将大有可为。”

　　创投品质

　　“我国创业投资体制最大的瓶颈就是信用体系的缺失。”浦东科技投资公司总经理李勇军直言不讳，这也是许多人对温州资本的一大疑虑。

　　林阿信认为，温州人恰恰是全国诚信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尽管媒体对温州人“炒遍全国”的举动颇有微辞，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显示，温州人的金融诚信度的各项指标排名是全国最高的。

　　创业投资基金在温州早有雏形。在温州流传着一种特殊的名为“活会”的融资方式。当一个人想要创业却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他可以发起集会，以招标方式筹集资金，有利息、实行会员制，加入者期望投入的资金有一定程度的增值。

　　均瑶集团的CEO黄辉认为，这种模式已经具备了创业投资的雏形。“它是基于投资者和被投资人之间有特殊的信赖关系，比如亲戚，赢钱了大家高兴，输了大家也还是亲戚。但这种模式做不大，做不成专业的投资公司。”

　　对此，汤春雷建议：“可以发展一种介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不仅与企业关系密切并熟悉企业情况，同时还懂得如何进行投资。这样可以有效降低风险，进而逐步建立起一个诚信的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