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昨日获悉，经过4个多月的野外工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吨计算的出土瓷片表明，这个窑址很可能是明代宫廷用瓷的产地。这次龙泉窑“大发现”，颠覆了此前“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的说法，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业内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在学术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顾氏”瓷片

　　2006年9月6日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联合对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跨年发掘，经过4个多月的工作,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标本，取得了重大成果。

　　专家认为，尽管本次考古工作还是阶段性的，但其在学术上的意义，却已经是划时代的。鉴于本次发掘的重要意义，以及现已揭露的遗迹现象保护的重要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人民政府将于1月18日至21日，在龙泉市举行专家论证会，向公众宣布本次发掘的重大成果。

出土的碎瓷片

　　据悉，大窑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烧造历史之悠久、窑址分布之密集、生产规模之庞大，是其他窑系无法比拟的。

　　本次发掘的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龙泉窑遗址内，其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出土的大量瓷器，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发掘共揭露房屋遗迹6处，至少有7次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1处，辘轳坑2处，素烧炉1处，储泥池2处，及与房子配套的卵石铺的路面、排水设施等多处，尤其是窑炉北侧的房子，其考究的建筑设施和精心选择的地理位置，显示出窑场主人的富有和气派。

工人在发掘

　　发掘中，还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特别是有些器形明显不是一般的日用器，而且在现存世的类似实物中，主要见于两岸故宫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等具有高规格等级处，说明其产品的性质非同一般。

在探方中挖掘

　　第一周，从出师不利到峰回路转“顾氏”瓷片里有怎样的故事

　　四个月里，作为惟一指定的媒体，本报记者跟随考古专家，亲历龙泉窑发掘的全过程。从今天起，本报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以连续报道的方式为大家揭开龙泉窑重大发现的神秘面纱，展现考古充满惊奇和悬念的全过程。

　　□特派记者林梢青

　　挖掘已经一周了，站在一块面积为10×10平方米的平地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沈岳明有点发急。

　　这里是龙泉小梅镇的大窑窑区，它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北宋时期制瓷业已相当繁荣。据文献记载，在南宋至元代的鼎盛时期，这里“沿河十里，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是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有着“瓷都”之称。当然，它也是此次发掘的“重中之重”。

专家在研究出土瓷片

　　除了几片碎瓷，只有黄土

　　大窑窑区的岙地被专家们寄予厚望：作为这次考古项目的发掘地，它位于整个窑区的中心地带，是当时龙泉窑生产的主要地点。

　　岙地中心部位，两侧的山峦脚下，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地，专家们在这里圈了一块10×10平方米的探方，定为第一个“开拓”的目标。这个地方位于山脚，地势较为平坦，几十米之外是溪流，既有制瓷业必需的水源，又有适合建立作坊的平地，还有建窑炉的缓坡，特别符合烧窑“工场”的要求。

　　沈岳明向记者描述道：“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里应该是作坊。”

　　考古专家们在探方中作了一条小探沟，10厘米，黄土，20厘米，黄土，30厘米，几块碎瓷片，质量不高，40厘米……铲子一直往下挖，专家们的心越揪越紧。周围过来帮忙的村民在边上议论起来：“不是说会有国宝的吗？怎么就这么几块碎瓷片？以前种地的时候挖出来的都比这个要好。”

　　在大窑，一共有窑址126处，周边窑址更是数不胜数。附近村民在种地盖房的时候，也会挖到碎瓷片。“看得多了，就成了半个专家”，村民们都有着自己的判断。

　　挖到两米多的时候，基本已经看到生土了，沈岳明终于无奈地喊停。“这里肯定不是作坊，要不然不可能这么深还没有一点人工迹象！”沈岳明指的人工迹象，是大量的碎瓷片、烧窑的工具，或者人类居住或工作过的痕迹。

　　大窑龙泉窑的第一周发掘工作，以“零收获”告终——第一个最疑似“窑场”的探方中，除了几片毫无价值的碎瓷，只有黄土。

　　峰回路转

　　很有可能只是个晒场

　　面对这样的打击，“久经沙场”的专家们也觉得难以承受。

　　沈岳明尤其急，毕竟他为大窑龙泉遗址开掘进行了长达4年的申请。在小梅镇的理发店，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沈岳明突然抬起手，抚了抚右鬓。“就这么几天，白了那么多？”他转头看了看邻座的龙泉博物馆副馆长杨冠富，老杨的脸上，也多了不少皱纹。

　　这次考古发掘，沈岳明是发掘领队，这个队伍一共有13个人，除了杨冠富，还有北京大学教授秦大树、韩国留学生申俊、北师大研究生张米、北大研究生项坤鹏、施文博等人。

　　“沈老师，别泄气！也许，这是窑工们开篝火晚会的地方。”幽默的杨冠富开了个玩笑。

　　当晚，考古发掘小组所有成员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这么平坦的地方，面积又这么大，理应是个作坊，但目前的情况看来，这里很有可能是个晒场。”

　　杨冠富的推测，让大家眼前一亮。

　　初现端倪

　　发现刻着“顾氏”的瓷片

　　天蒙蒙亮，考古队员兴冲冲地赶到了发掘地。这一次，大家在几个相邻的不同位置，选取了三块平地作为探方，一齐下手。

　　“沈老师，对了！对了！”负责2号探方记录的小许，兴奋地朝着沈岳明大喊。才掘到30厘米深，粘着黄土、模样略显“丑陋”的瓷片如潮水般涌现出来。

　　沈岳明捡起一块，用手指腹重重地推去粘腻的黄土，展现在眼前的正是质量上乘的龙泉窑。经过冲洗和晾晒，瓷片更显现出特有的光彩。

　　考古所副研究员徐军从满盆的瓷片中拿起一片，上面有些花纹，再仔细一瞧，他喜形于色：“是字，沈老师！”

　　沈岳明凑近一看，是“顾氏”字样。

　　“顾氏”是谁？这个“顾氏”和大窑龙泉窑有什么关系？考古人员隐隐觉得，龙泉窑会有“大发现”，端倪已现。

　　“顾氏应该是明朝的一个督窑官。”首先推断“顾氏”含义的是龙泉博物馆的杨冠富。

　　他说，在龙泉县志中曾记载，明朝正统年间，皇帝曾派了一位督窑官来督窑，这位督窑官的名字是顾仕城。他推断，在顾仕城监督时期或范围内烧制的瓷器，可能会铸上“顾氏”字样以示区别。

　　省考古所的沈岳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个推断并不准确，‘顾氏’也有可能是一个商号”。他的理由是，“缙云、庆元地区都曾出土过刻有‘顾氏’字样的龙泉窑青瓷，而那些地区不可能是由同一个督窑官管辖的。因此龙泉县志记载顾仕城身份是督窑官，可能有误。”

　　作为严谨的研究者，沈岳明并没有随意下定论，他说，“顾氏”可能是当时一个龙泉窑的品牌，以窑主的姓氏命名，顾仕城也许是窑主。“当时属于他的瓷窑遍布丽水地区，包括龙泉、缙云、庆元，相当于在各地开了一系列龙泉青瓷连锁店，瓷器由他的窑统一烧造”。

　　一个洗瓷片的村民加入了讨论。他说，“我听老一辈说，很久以前是有个烧窑的顾氏很有钱，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财主。”

　　瓷片上的“顾氏”激发了大家的想像，然而考古不是想像，无论是正史还是传说，都只是为此次考古发现增添了悬念而已。

　　“顾氏”瓷片就是全部收获么？接下来进行的挖掘会不会闪现更大的惊奇？

　　明天，请继续关注“龙泉窑大发现”的记者目击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