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春，北京。

　　在这里，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公布的第三个有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从增加农民收入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连续出台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其着眼点不仅在于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更是一个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略。

　　而对于经济发达，思维超前的浙江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伟大的实践过程中，无疑扮演了一个“领跑者”的角色。

　　新农村建设

　　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业人口有7亿，占产业总人口的50.1%。

　　这些庞大的数据，令中国的决策者们寝食难安。

　　因为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解决与否，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

　　当有一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忙活了大半年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出售价格极其低廉，那是何等的无奈。就目前来讲，我国大部分农民基本上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的小农经济，农业产业化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陌生。原因很简单，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户籍制度又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虽然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农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据统计，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的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试想一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谈何国富民强？

　　负担沉重的中国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远走他乡，打工挣钱，造成本来就不多的耕地杂草重生，土地荒芜。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时期的又一课题。

　　一方面经济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却在逐年拉大。“三农”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令人可喜的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这表明工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这一阶段应该是以农业支持工业转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新阶段。

　　2004年9月，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两个“趋向”，为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浙江而言，虽然浙江经济发达，人均GDP早已突破3000美元。但在新农村建设上同样遭遇了棘手的问题：

　　就目前来讲，浙江省农业产业化程度还比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加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长期以来偏向城市，农村的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事业以及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目前，全省还有25个欠发达县和361个欠发达乡镇。

　　尽管浙江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因素较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是农资价格持续攀升，而农产品价格涨幅回落甚至下降，影响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了3年，2005年比20 04年上涨5.8%，而粮食和油脂等农产品价格分别下降2%和4.8%，肉禽及制品价格走低。二是台风等自然灾害和气候异常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重于以往，粮食生产扩面不增收。三是城乡之间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2005年比2004年回落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提高3个百分点，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4年的2.39倍扩大到2.45倍。

　　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有待提高，地方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律法规还没得到严格执行。

　　另外，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突出表现在：江河源头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一些河道污染严重，浙江40%左右的支流水质低于三类标准，酸雨率达75.5%，部分城市超过90%，近海富营养问题也比较突出，已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居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

　　存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二元结构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根本出路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探索之路走得并不轻松

　　在浙江省农办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一位老者戴着眼镜，手握钢笔正在写些什么，继而放下手中的笔，在键盘上敲打一番。

　　这位老者就是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一位研究“三农”问题的老专家。

　　作为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至今虽然已有4年的时间，但回忆起那段岁月来，顾益康仍然感慨万千。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的浙江，人均只有半亩地，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加之长期处于海防前线，国家重点投资很少眷顾。从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里，国家在浙江的投资人均只有410元，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但浙江人不等、不靠、不要，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义乌人挑着货郎担，开始走南闯北进行鸡毛换糖，如今义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当初交通闭塞的温州，如今早已名扬海内外，温州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主体—中小民营企业也在浙江创立，民营经济在浙江崭露头角。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219.21元增加到2001年的4 582元，绝对额增加了20倍。

　　但富起来的浙江农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顾益康告诉记者：“只见新房，不见新村；只见新村，不见新貌，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看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

　　事实上，富裕起来的浙江农民20年间造了三代新房，住房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本可以用作生产投入和改善生活质量的资金，被无休止地用到了建房上；另一方面，村庄规划没人管，杂乱无章，村庄环境也没人管，垃圾乱倒、电线乱拉，

　　“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污水横流，夏天蚊蝇成群，晚上黑灯瞎火”。这是浙江农村过去一段时期真实的写照。

　　农村经济兴旺了，但是环境恶化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却下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了，但城乡差距面临着进一步扩大的危险。历史，将这一严峻的现实摆在了浙江人面前。

　　这时候，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始分析思考：浙江人均GDP目前已经达到3000美元，按照规律，早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但长期以来，在农村问题上亏欠太多，今天，浙江有条件、有必要、有责任，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记得《庄子·养生主》里讲到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善于摸索事物规律的厨师依照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顺着牛体的天然结构，顺利解剖了一头牛。他找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肌肉骨骼间大的缝隙，把刀导向那些骨节间大的空处。

　　那么，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为了找到突破口，顾益康等一些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和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一起，进行了认真务实的广泛调研。

　　几年下来，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的同时，经专家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分析研究认为：现在，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对生活、生产条件有了新的要求，不仅房子要大，而且要环境整洁，马路平坦，路灯明亮，喝自来水、烧煤气、用有线电视……

　　在这个背景下，浙江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之路。

　　第一个大步子就是整顿农村。

　　声势浩大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2003年6月5日，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会议首次召开。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分析了“千万”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部署了总体任务，就是用5年时间，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 000个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与此相配套，省委、省政府把“十五”期间规划实施的“五大百亿”工程项目，统一纳入到“千万”工程中，统筹城乡建设规划，统筹村庄整治的规划、水利、供水、交通、绿化、污水治理，整体推进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004年7月26日，第二次“千万”工程工作会议在湖州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总结一年来的成果：全省1000个示范村建设已全面启动，基本完成建设的有167个；整治村启动了5900个，基本完成环境整治的有1300余个。省、市、县、乡财政共投入资金41亿元，带动社会各方投资建设资金约170亿元。

　　会议结束后不久，浙江制定并颁布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一个清晰的目标得到确立：到201 0年，浙江农村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

　　2005年8月1日，第三次“千万”工程工作会议在嘉兴召开。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是，各级党委政府配合力度空前加大：省农业厅、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发改委、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厅、省教育厅、省林业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等纷纷行动，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出发，积极配合“千万”工程实施。

　　三年三个会，就像经历了“三大战役”。在浙江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播下了城乡统筹理念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希望种子。

　　金星村是嘉兴市余新镇的中心村。每天早晨，村里的保洁员负责到农户家中收集垃圾，并运至村级垃圾中转房。随后，镇里的保洁员负责到村里收集再运至镇级垃圾中转站。最后，各乡镇垃圾中转站的垃圾被统一运到20公里外的嘉兴垃圾发电厂焚烧发电。

　　嘉兴市委副书记刘冬生说，城市化加上农业农村现代化才是城乡一体化,嘉兴要通过这条道路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目前，嘉兴市设置村级垃圾收集点2600个、垃圾箱2.7万多个，已覆盖782个行政村，81%的行政村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一个以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运作机制已初步建立。

　　黎明村村民沈志良乐得合不拢嘴：“以前村里垃圾到处堆，苍蝇满天飞，池塘臭气熏天。现在村里多干净，家里的垃圾每天有村保洁员上门来清运，也不会随手扔垃圾了。政府真是办了件大好事！”

　　浙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对记者说：“村庄整治建设是一个‘龙头工程’，它不仅推动了村庄内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改善，而且促进了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培训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交通、饮水供给、公共卫生、环境卫生、科技文化、义务教育等，体现了现阶段农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实施，在浙江城乡大地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城乡关系、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政府的职能行为随之都产生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变。

　　2004年12月，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浙江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政治上的成熟和敏锐，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用理论武装头脑，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落实到各级干部的行动中、落实到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中、落实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践中。

　　这一切，在“千万”工程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千万”工程只是浙江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突破口，接下来以点覆面的新农村建设才是最终的目标。

　　农民的收入怎么增加？农民医疗保障怎么解决？如何能使农村人口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浙江采取了一系列坚决而有力的措施：

　　2003年8月，浙江省旨在减轻农民看病负担、提高全省数千万农民医疗保障水平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开始实施。采取的办法是：农民个人出资加上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政补助，筹资标准每人每年在30元以上；农村五保户、低保家庭和特困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个人出资部分由当地政府补助。省财政厅和卫生厅专门制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规范基金管理。现在，浙江省已经全面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7年基本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形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让农民人人都享有医疗保障。

　　2004年，浙江省各地在农业计税土地上种植粮食和油菜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

　　从2005年开始，浙江省教育厅实施四项工程，更多的贫困学生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为此，浙江省政府计划每年拿出3亿，连续3年共9亿元资助这一项目。

　　紧接着，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今后农民运销蔬菜、畜禽等鲜活农产品，省里将开辟“绿色通道”，给他们减免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各类收费公路的过路(桥、渡、隧道)费用；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将可享受1至2年正规的职业技能教育……

　　2006年，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又专门讲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农村新社区，努力改善农村整体面貌。

　　……

　　而各地方政府在领会了省委省政府的政策后，并没有被条条框框所束缚。而是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地方农村建设。

　　著名水乡绍兴县，经济发达，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扎实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突出体现“三高”：高起点规划，确立“一主三副两群四十个中心村”的县域空间规划体系；高水平建设，坚持住房、设施、环境三大标准，坚持统建分购、统管代建、统管自建三种模式；高层次配套，以构筑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为依托，以“六张网”(即路网、河网、信息网、供排水管网、教育网点、消费维权网)建设为重点，优化各种资源配置，加速农村与城市对接，实现基础设施城乡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

　　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的衢州，经济相对来说落后一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高昂气势。 2月24日衢州出台的《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中就涉及农业、科技、信息、农民饮用水、农村沼气、集镇建设、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扶贫开发、社会事业、基层组织建设、资金投入等多达25个方面。

　　天台县，这个“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全县55.5万总人口中，相对贫困人口12万多人。由于山区资源贫乏，生存条件恶劣，全县仍有9万山区农民生活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紧扣“一个主题”：即农民增收这个主题；突出“两个重点”：即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这两个重点，继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结构；做好“六篇文章”：即做好绿色农业、招商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山移民、劳务输出、和谐生态村建设这六篇文章；构建好“七大体系”：即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现代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体系、农业法律保障和动植物防疫体系、转移农业人口新体系、农村经营管理新体系、现代农村建设新体系。

　　他们在中央有关精神的指引下，在浙江省委省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结合当地实际，把在实施“千万”工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干劲施展到了新一轮的新农村建设浪潮中。

　　一木成树百木成林

　　记得1998年2月，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组织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农村奔小康和新农村建设，省委省政府命名萧山航民村等17个村为“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如今，作为浙江省17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行者，有的村庄已完全融入城市社区，而更多的村庄则继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征程上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这17个示范村的影响和带动下，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日益绽放出更多、更艳、更美的奇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要求，在浙江，你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

　　花园村地处浙江省中部的东阳市南马镇，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带小村庄。由于受山多、地少、水缺等自然条件的限制，1978年，花园村年人均收入仅为87元、人均口粮仅240多斤。

　　改革开放以来，花园村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突破口，走以工富农，以工强村之路，使花园村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随着村级经济的快速发展，花园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2004年，花园村民人均年收入21210元，人均住房面积105平方米。

　　在花园村，既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户户都住别墅，全村共有别墅160多幢，轿车120多辆，60岁以上村民每年可享受720元现金和700斤粮食补贴。建立和健全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使花园村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面提高。今天的花园村已是一个经济发达、村民富裕、文化繁荣、设施配套、保障有力、生态平衡、民主健全、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而花园村倡导的“以工富农、以工强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花园之路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如果说东阳花园村是以工促农，发展生产，使百姓过上宽裕生活的典型的话，那么湖州赵湾村就是一个村容村貌的“化妆大师”。

　　春风抚慰下的湖州市赵湾村，别有一番天地。远望这个依山临溪、小楼簇聚的山庄，峰峦蜿蜒，满目苍翠赭黄，活脱脱一幅山水画。一座座精致典雅的小楼、一个个溪水环绕的公园映入眼帘。

　　信步村中，水泥路连着鳞次栉比的各式别墅。湿地技术污水处理池、马路边的垃圾箱、古树上的身份证、大门前的门牌号，构成赵湾村“依山而栖、绕水而居、动静之间、自在人家”的鲜明特色。

　　80岁的老大爷杨大根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他说，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村，村庄整治后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村里的干部说，通过整治村庄环境，改善村民生活质量，脏、乱、差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

　　我们知道农村有这么一个特色，就是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少，生活也比较单调。村民没事的时候，女人们在一起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有时候还会闹出矛盾，男人们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打牌、打麻将。

　　正在打造文化大省的浙江，怎样把文化从基层挖掘出来，把农村乡风文明建立起来呢？

　　永嘉县埭头村建于元顺帝至元年间，村内仍完整保存了墨沼生香、淡如轩等明清古宅和墨沼池等建筑，是个文化底蕴深厚并汲取山水精华的古村落，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和广阔的旅游开发前景。

　　在村庄整治前，村两委就委托永嘉县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村庄建设规划。规划以古村落旅游为依托，分旧村保护和新村建设两大板块，力求充分保护与合理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文、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并融田园风光、人文景观和现代文明于一体。

　　村民动手修复了积翠祠等明清古宅，整修了墨沼池，疏浚了3000米长的自然排水污沟，绿化了房前屋后的地头边角，建造了仿古式卫生公厕。实施电力、通讯、广播、有线电视线路地埋工程，建成两处污水厌氧处理池。同时开辟了解读埭头村文化等三个展馆，推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村史文化旅游。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改变了埭头村的村貌，还改变了埭头人的思维模式。如今，埭头村人正享受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甘汁”，口中聊的已不是东家西家的琐事，而是“产品、开发、文化、旅游”等字眼。

　　据顾益康介绍，到2006年底，浙江3万多个村将有1万个村完成整治，到那个时候，浙江农村就像一幅泼墨山水画。

　　新农村建设的“圣地”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浙江在“前无经验可鉴，后无榜样做参”的前提下，在全国率先提出进行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充分体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的前瞻性和超前的战略眼光。

　　作为先行者，必定会付出比别人多一倍的艰辛和汗水。浙江付出了很多，但可喜的是，在酝酿和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收获的是宝贵的经验，其经验对全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浙江用实践告诉人们，新农村建设，浙江就是一块“圣地”，其经验就是新一轮农村经济发展的火种。

　　在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顾益康眼里，新农村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好。农民、基层干部、理论研究者、省市各级领导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先天不足的浙江省率先建立起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养成了农民的一股子闯劲，培育出一大批实业家；很多基层干部，例如村长，往往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领头雁。浙江人不仅重视务实，也重视从理论上指导、在理论上总结。理论研究者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紧紧围绕浙江省委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思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提炼“浙江精神”，把实践经验拔高到理论的新一个高度，再来更好地指导实践；省、市领导根据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每年落实阶段性工作，推进决策和部署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并相应做出具体的决策部署。

　　在今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担心，现阶段开展新农村建设，会不会搞成政绩工程，搞形式主义，人为地增加农民负担。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浙江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个设想，而是一种实践。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急迫、受益最直接的事情做起，从农民最积极、干部最主动、条件最成熟的村子抓起，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因此，浙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验之一即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管是小桥流水，风景秀丽的南浔区朝阳村，还是规划合理，环境整洁的奉化市税务场村，都充分体现了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增强农民经济实力才是根本。

　　当你置身于义乌市百姓农庄，碧水环绕之间，岸柳轻摇之畔，你可以尽情享受垂钓的怡然自得，也可以品尝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义乌市农业局副局长朱择邻自豪地对记者说：“这可是天然的氧吧！

　　近年来，义乌市引进了20家农业企业，建成了一批像百姓农庄这样的现代休闲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化行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绿色农业，使农业发展迈入高效化、生态化的良性发展之路。如今，“游青山绿水，吃农家饭菜”在义乌掀起了热潮。

　　浙江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之二就是科学规划。

　　乐清市黄塘村历史悠久，人文浓厚。1999年，该村就委托乐清市规划设计院对村庄进行了规划，并按照规划进行科学建设。2003年根据实际情况又及时对原规划进行了修改。几年下来，村北的“生态农业区”，西北的“文物保护区” ，东北的“温泉旅游服务区”，淡溪水库下游的荒杂地和原居住区综合形成居住区，以及工业区都已具雏形。

　　长期从事农村报道工作的《农民日报》资深记者蒋文龙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浙江新农村真可谓是“古韵今风相辉映，风情万种看不尽”。借山用水的理念，小桥流水的景致，石径曲巷的宁静，粉墙黛瓦的色调……让村庄规划体现出宁静与繁华并存、坚守与开放兼容、传统与现代互动的特质。

　　而今，浙江的村镇规划更具有前瞻性。规划者充分考虑到今后工业化、城镇化的长远趋势和村镇布局的长远变化，突出重点镇和中心镇的建设，而不是“遍地开花”。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说：“浙江的新农村建设差异性很大，具体要看各地区所处的不同阶段。要强调分类指导，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要分别研究工作抓手。”

　　那么根据地方实际，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进行新农村建设就成为第三个经验。

　　浙江省副省长茅临生对记者说：“浙江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因地制宜地把村庄整治建设与特色产业的开发结合起来。”

　　实际上，浙江确实是这样做的，近几年，浙江省对地处城郊、平原、山区、海岛不同区位、不同地貌、不同文化、不同实力、不同规模的村庄，实行分类指导，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建设。

　　湖州市射中村村支书姚国良指着村里一栋栋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连体别墅，显得颇为自豪。他说，由于农户之间经济状况不同，村里采取了不同的改建模式。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被统一集聚在连体别墅里；经济条件差的农户，村里为他们整修好原来的房子。再比如衢州、丽水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村庄整治的重点放到生态环境整治上，从花钱少、见效快的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村庄环境清洁卫生入手，推进村庄整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进行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没有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来保障，那是万万不行的。

　　据顾益康介绍，目前，浙江省用于村庄整治建设的资金已经超过40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农户、村集体和社会力量的投入各占1/3左右。

　　建立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和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配套政策体系，是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一个经验。

　　正如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言，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要跳出“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势，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

　　各级党委政府，大胆调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多元投入“三农”机制。财政预算内农业投入资金成倍翻番。各级财政本着“多予搞活”的原则，实施强县发展战略，赋予县市地级市发展权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由于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就业制度，大部分农民已经向二、三产业成功转移。一个统一、开放、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成为全省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渠道，激发出老百姓无限的创业活力。

　　2006年是一道坎，接下来的浙江新农村建设工作重点是积极推进城市化，强化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加快城乡一体的制度创新，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并制定了新农村建设的十大抓手和十大目标。

　　我们期望，我们等待。

　　浙江这些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希望种子在这块圣地上一定能健康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