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惠纱厂的宿舍楼里，一个满地积水的房间，盥洗间里有浓厚的腥臊味，空调呼呼地冒着热风，有点闷。

　　陈安东一直在暗处观察着记者进出，徘徊，在确认安全无虞后，才带着尴尬的笑，现身了。

　　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上，记录着他一度离家出走，与女方产生纠纷并“有过肢体冲突”的经历。

　　那个家，在离兴惠纱厂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通体被马赛克镶饰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还有过一辆价值2万元的进口摩托车，那是婚前女方送的彩礼，在那场婚姻中他最好的回忆是，载着妻子下班，在夜色里听美妙的发动机的声音。

　　后来，摩托车被偷了，再后来他离婚了，他被“扫地出门”。

　　对于曾经的入赘婚姻，陈安东现在的形容是“一场梦魇”，并且承认，这段冤孽般的存在，起于焦灼的欲望，无畏的勇气，当然还包括一些幼稚和天真。

　　7年前，大专毕业的陈安东第一次来到萧山，即便作为最普通的打工仔，1000元的月薪都顶得上他在老家山西的双倍。当时的萧山正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全国百强县的排行榜上飙升，他目睹着纱厂挂上了集团的牌子，前缀从“萧山”一直扩展到“中国”，意大利的流水线取代了国产的机器，老板的车换成了宝马，直至工人的宿舍里都装上了空调。

　　“就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财富的新大陆，是谁都想留在这里。”

　　也是在那时，1980年代初期第一拨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而膝下独女的萧山人，开始或为家族产业的继承，或为传宗接代而忧虑。

　　陈安东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务实地娶个外地媳妇，靠自己的双手打拼，但那想起来太残酷，“30年后买房，40年后买车，一辈子就完了。”

　　另一条便是入赘，他被介绍人告知，一夜之间便可获得一份当地的合法户口，一栋有抽水马桶和冷暖空调齐备的别墅的家，一辆价值2万元的摩托车彩礼，“当然还有一位谈不上感情的妻子”。

　　“谈感情，我还用得着入赘吗？”陈安东离婚后有了彻骨的总结，“女方被父母包办，我们则被现实包办。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对方和这个环境。”

　　当时的萧山还没有以招赘为专业的婚介机构，男方的人品和女方的条件全靠工友们口耳相传。这省去了漫长的考察期。最常见的情形是，一旦双方接触，便直奔主题，“你没有时间深思熟虑，需要的只是勇气。”

　　陈安冬有过短暂的犹豫，在萧山，入赘的代价可能包括孩子随妻姓，丧失家庭经济主导权，听从女方父母的安排，以及周遭有可能出现的异样的目光。

　　他承认，即便是明知自尊受损，他仍是希望入赘成功。他的解释堂皇而笃定，“衣食足方知廉耻”，也就是说，衣食且不足，何惧廉耻。何况，这毕竟是个新时代，也许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也许他根本是在引领风气之先。

　　现在，当陈安冬婚姻完结流落集体宿舍之时，29岁的李俊林正打着同样的算盘，他的理直气壮，急切，充满幻想，甚至不惜一切筹码，与陈安冬相比有过之而不及。

　　2007年1月15日，记者在萧山一家婚介所巧遇李俊林时，他已经呆了一个星期，每天租住在10元的街头旅馆。他认同“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入赘被视为惟一的救命稻草，“只是寻找幸福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不可以吗？”

　　只是在自己也要改姓方面，他出现了犹豫，“姓是父母给的，不能不尊重父母。”但这种犹豫只逗留了片刻，就在介绍人员对其身高才1米60的缺憾的提示下，变得“无所谓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你硬要说这是利益交换，它是自愿的，没什么坏处，至少”。

　　他大度地让记者拍照，对是否要化名一无所谓，甚至认为登报等于是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何乐而不为？”

　　一个星期后，记者发稿前，他又追来一条短信，重复请求，“你能帮忙把我的事情在报纸上报道一下吗？”

　　繁荣的城镇，富裕的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在萧山早已模糊。1420平方公里的22个镇子，几乎是城市开发区模样，几十米宽的公路辐射而出，串起大大小小的工厂，没有小桥流水青青麦苗，所有的住屋都是三四层的小洋楼，独门独院玻璃幕墙，修饰得整整齐齐大概一个模样。

　　网络上随便搜到的信息，无一不在提醒此地强大的经济地位。“2001年以来，萧山综合实力已连续五年稳居全国县(市、区)第7位，浙江省第1位”。这是藉民营企业而腾飞的地方，1万多家企业，民营企业占的比例是98%。1994年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的时候，也正是上门女婿之风悄然兴起之时。

　　不管初衷如何，在外来的入赘者表现出开放、通达的情绪时，女方却始终恪守着某些一成不变的原则。10年来，女方家庭对入赘者的要求似乎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他们要忠实可靠，能撑起门楣的男子。“新时代新思想”是那些入赘男子秉持的话语，在女方而言，入赘婚姻的要求现实而传统。

　　52岁的张建国开了一个机械配件工厂，家里有四套房子一个女儿。他是萧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拨私营老板，恰恰也是第一拨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父母。这拨人必须未雨绸缪家族产业的继承问题，可能还包括传宗接代。

　　张建国真正担心的是，女儿一旦出嫁，自己和老伴晚景的孤单。已经一年了，他委托婚介公司寻找合适的上门女婿，开出的物质条件可谓优厚，“要房子，我有，要车子，我可以买，要事业，我有家产”。

　　第一个小伙子忠厚踏实，退役后在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父母离异，入赘不存在家庭压力，张建国甚是满意。但是一个细节令他心生狐疑。有一次，夜里12点，女儿致电对方，被告知，正在舞厅跳舞，父亲在电话里听到嘈杂的女人声音，犹豫了，“这都几点了，那女的是谁？”

　　后来婚介所又介绍了一位长得像谢霆锋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仍在江西工作，只能通过网络先接洽，为了不至于前功尽弃，他第一天就叮嘱女儿在网络聊天室里开诚布公，包括婚后到萧山工作，随岳父母居住，孩子随女姓。小伙子第二天就明确答复，没问题。张建国又不踏实了，寻思着，“怎么这么轻巧？他父母就没意见？”

　　作为父亲，他急切却又彷徨，否定时毫不含糊，接纳时却顾虑重重。十年经商沉稳得道的他，现在坦言，面临着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看不准，不就是引狼入室了吗？”

　　为了控制不可预知的风险，他的理想安排是，以自己的经验和权威，替代女儿行使稳定家庭的作用，执掌大权，“孙悟空还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一系列的安排还包括：户口必须要迁入女方的驻地，这就像是风筝手中的一根线；必须到自己朋友的单位先工作，好察言观行。

　　赌博是不允许的，喝酒是不应该的，抽烟勉强可以，但也要尽量戒。

　　“他只要看着学着安稳着就好。”

　　但好吃懒做又是万万不许的，“这个家迟早要交给他。”对于“还政”的日子，这位父亲留有余地，视女婿的表现而言，“好的话，三五年，不好的话，只能我这老头先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