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

　　“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我已经不在你们嘉兴了。”方成涛说，“没意思，就回来了。”

　　23岁的方成涛，老家在安徽乡下。2001年高中毕业后，方成涛先在合肥打了半年工，然后转到上海一年多，再到苏州一段时间。2005年，方成涛到了嘉兴，先后在两家企业打工。

　　在嘉兴，方成涛先在一家铸造塑厂做工，每月只有七八百块。后来，他转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学徒，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工资。

　　方成涛说，与同厂的本地工人相比，他的收入每月要少三四百块。由于“性格原因”，方成涛和第一家厂的老板很少说话，因此不知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工资是否有差异。但第二家厂，他确信有“很大差距”。

　　此外，方成涛并没有因高中学历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在计件工资的厂里，一个小学尚未毕业的工人，不会比一个大学生差，甚至还比大学生强。”方成涛说。

　　20岁的郭灵，同样跨省打工。1987年生于河南周口市农村的她，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郭灵“不记得”自己上到小学几年级就辍学了，但在去年10月份，她学会了上网和五笔打字，虽然很多字她可能不会写。

　　2000年，郭灵被一位工头带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工资320元。

　　工作了一年零2个月后，她回到老家过年。过完年后，她回到广东，去的是中山市的一家工厂。

　　半年之后，郭灵再次回家，然后到江苏常熟学缝纫技术。

　　由于她的一位朋友在嘉兴一家箱包厂打工，且比较受老板器重，2002年，郭灵来到这家箱包厂，月工资五百多元。成为熟练工以后，每月工资涨到了1000多元。在这家工厂，她工作了三年半，工资最多的一个月有1100多元。

　　在企业的日子里，如果碰上订单紧张，可能一个月连一个休息日都没有。但“大家都这样”，郭灵说她也能承受。

　　“下一个城市？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打工的，哪里都差不多。”方成涛说。

　　但在陈诗达看来，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对企业来说不是好事，对其本人也不是好事。像方成涛这样的“80后”，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80后”的打工价值观

　　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很多暂时不工作的人，可能是觉得，反正干着也存不了钱，干脆休息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方成涛说，有不少人只要有钱吃饭，甚至会干段时间玩段时间。

　　打工7年之后，郭灵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身无分文。除了每年零星地给家里寄几百块钱，其他的积蓄回一趟老家就花光了。”

　　2006年6月，郭灵干脆辞职休息了三个月。

　　郭灵说，在嘉兴找工作不难，但要找个工资高的不容易，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只够养活自己。换了新工作以后，郭灵有着存钱的意愿。但“能不能存到钱，还是要看以后怎么样，现在还是学徒阶段。”

　　在吴雪琴看来，她现在打工的理由，和父亲不一样，她要留在城市，而不是养活乡下的孩子。“如果我生了孩子，不可能送到乡下，他们在那里没有父母，没有好的教育，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叶落归根，老了之后再回去？如果这里好的话，怎么也不回去了。结婚的话，尽量嫁城市，人往高处走，不可能往农村走。”吴雪琴说，自己只能想办法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会努力，而不是像我的父亲那样说，大不了回家种田了。”

　　陈诗达说，在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

　　根据浙江省城调队对全省11个地级市860位农民工的调查，16.6%的人把子女带在身边上学，其中有5.7%的孩子因找不到学校而辍学。

　　陈诗达说，这是带在身边上学的部分。像吴雪琴这样初中毕业就被父母打发出来打工的孩子，其父亲也必定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而不是像他们那样最终回到乡下。

　　“与父辈相比，他们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而不仅仅像父辈那样赚点钱然后回老家。但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条件，与以前相比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与期望形成反差，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目前的工作没有价值。”陈诗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