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时间”的这个新行当，在给市民带来便利的同时，触及了法律盲区

　　2月5日，杭州五代跑腿公司的老板因为代买火车票，被杭州铁路公安刑拘。春运期间一票难求，这成就了跑腿公司代购生意。但是火车票代购是否等同“黄牛”的倒票行为，这个处在政策和法律边缘的问题，造成了跑腿公司的尴尬。

　　●代买火车票该不该收服务费？

　　受王红梅刑拘事件影响，目前杭州的各个跑腿公司停止了代购火车票业务。五代跑腿公司已经聘请了相关律师

　　代买车票是跑腿公司的一项日常业务，平时收取5元至10元的服务费。春运期间车票难买，于是行情随之上涨，变成了短途车票20元-25元，更加难买的长途车票是40元-60元。临近春节，打电话要跑腿公司代买火车票的顾客骤然增多。杭州五代跑腿公司接到很多单位、工厂要求统一团购火车票的电话，生意红火。

　　五代跑腿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我们公司80%的业务员出动了，到火车站和各售票点24小时排队买票。”几天前，经理王红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滋滋地说。公司雇了20多个人，轮流换班，工作人员看到哪个代售点排队的人少一点，就扎哪里。

　　另一家跑腿公司的负责人说，从1月20日以来，他们就接到大量帮人代买火车票的业务。跑腿员彻夜排队，买到火车票再送过去，买不到就推辞。

　　2月4日，杭州铁路公安处接到举报，反映王红梅的跑腿公司代买火车票的情况。2月5日下午，王红梅因为涉嫌倒卖火车票，金额超过5000元，被铁路公安依法刑拘，目前被关押在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杭州铁路公安处认为，王红梅的行为是倒卖车票的“黄牛”行为。

　　受王红梅刑拘事件影响，目前杭州的各个跑腿公司停止了代购火车票业务。五代跑腿公司已经聘请了相关律师。

　　●代购火车票是否“黄牛”倒票？

　　跑腿公司的代购火车票与“黄牛”倒票有本质区别：一种是雇佣关系，一种是买卖关系

　　跑腿公司代购火车票是否“黄牛”行为？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

　　杭州铁路公安处副支队长孙国良说，跑腿公司代买车票，属于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火车票是一种特殊商品，国家对火车票销售、代办有明确规定。不具备代办资格、为他人代办车票，以赢利为目的，倒卖车票的行为是违法的。

　　如果想成为代办火车票的合法单位，除了在工商部门取得营业执照外，还要得到铁路主管部门的许可。另外，按照国家规定，火车票代售点收取的销售服务费，是每张票5元，转卖火车票加价5元以上就算倒卖车票。根据治安处罚法有关规定，倒票行为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但是顾客和跑腿公司对铁路警方的这种做法不太理解。2月7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几位正在杭州文一路火车票代售点排队买票的乘客，他们认为：在春运期间，排队费时费力，如果有人愿意代买火车票，每张车票加收20元左右的劳务费是能接受的。

　　曾委托跑腿公司买票的刘女士说：“代买火车票有市场需求，因为有些人没有时间买票，更不愿意去排队。现在票这么难买，他们赚的是辛苦钱。”

　　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的梁耀亭律师认为，跑腿公司的代购火车票与“黄牛”倒票有本质区别：跑腿公司是先受人委托，再开展业务，形成一种雇佣关系；“黄牛”则是事先囤积车票，再寻找对象高价抛售，是买卖关系。两者的交易方式、法律关系不同。其次，“黄牛”是在倒卖过程中赚取高额的升值费用，而代购车票和票价本身无关，只是收取服务费用，收益来源也不同。

　　●在市场与法律之间

　　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对这些新职业在定价、赢利模式等方面的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

　　近年来，跑腿公司在各地不断涌现。为了生存发展，跑腿公司不断开拓新的经营项目，服务种类五花八门：代购、接送、排队、陪护、提醒、缴费、送礼等等。但是到医院排队挂号、婚姻忠贞调查、代买火车票等服务目前存在争议。“花钱买时间”的这个新行当，在给市民带来便利的同时，触及了法律盲区。

　　据了解，跑腿公司是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服务性行业。包括“五代”在内的多数跑腿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时，注册的是家政服务，经营范围中只笼统地说提供个性化服务，并没有细化到代买飞机票、火车票等。

　　杭州市工商局有关人士表示，代买火车票是否合法要看是否在工商部门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代购业务可视作家政服务的衍生项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生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只要无害于社会，一般不予取缔。但是服务方必须提供收费凭据，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卫东指出，铁路运输业是国家管制的，火车票价缺乏弹性机制，并不能很好配给资源。春运的市场需求又具备刚性，在运力有限的情况下，火车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旺盛的需求决定供给，由此催生了“黄牛”和中介组织，按照价格信号，谁出得起钱就把票给谁，这违背了国家春运不涨价，惠泽弱势群体的本意，实际上从国营企业应有的利润中分走了一调羹，宏观上不利于春运市场。

　　罗卫东说，“跑腿公司”等中介组织和“黄牛”的个体行为不同，作为企业它是纳税的。而且能够缓解就业难，提供的便民服务也受到社会欢迎。新职业因为有较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而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目前跑腿公司缺乏行业标准和保障，“跑腿费”还没有明码标价。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对这些新职业在定价、赢利模式等方面的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

　　(许群、郑旭萍)新华社杭州2月8日电(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