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村”里有上百双守望的眼睛

　　——建德下涯镇留守儿童生活状况调查

　　核心提示

　　又是一季新春到，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踏上归途，赶在年关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幸福团聚。爸爸妈妈回家过年，是所有“留守儿童”最期待的事。然而在建德市下涯镇，因为大批农民外出闯荡，以种草莓为生，春节前后又是草莓上市的时节，所以外出的人基本上不会回家。下涯镇的大多数孩子，只能在对父母的思念中孤独地迎来新年。

　　这些独自长大的孩子，过得好吗？

　　13岁女孩已独自生活五年

　　早春2月的傍晚，和煦的阳光洒在建德市下涯镇下涯小学的操场上。

　　虽然已过放学的时间，钱群艳还在操场上跳皮筋。长长的辫子随着她的跳跃在空中飞舞，两个脸蛋通红。

　　陈群艳今年13岁，就读于下涯小学六年级，她和另外200多名孩子一样，是住校生。他们的父母大都是镇上外出务工的莓农。

　　“本来说好今年让我去广州过年的，但是爸爸说火车太挤了，又买不到票。”陈群艳告诉记者，父母从她读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去广州种草莓，之前还在江西打过工。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是第五个没有爸爸妈妈作陪的新年。“我都是到桐庐的大伯家过的年。”她说的桐庐，距离她家有五六十公里。

　　陈群艳还有个弟弟，跟她远在江西的爷爷奶奶住。因此，今年是她自己一个人在下涯生活的第五年。

　　用200元压岁钱自己买新衣

　　陈群艳的家距离学校有六七公里。平时她住在学校里，周末或者放假，她就一个人回到简陋的农舍里看家。

　　“隔壁有个老爷爷会照看我。”陈群艳父母出门前把她托付给70多岁的邻居老人照顾。离开前，他们除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特意给她留下一缸大米，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完。“牙膏用完了，就去跟爷爷要钱去买。”现在，隔壁的老大爷就是她的“代理家长”。

　　陈群艳从小就懂得该怎样花钱。每年她都会收到父母给的200元压岁钱。每次有了压岁钱，她就自己跑去新安江(市政府所在地)的商店里买件新衣服，剩下的钱就买点本子和笔，还有一些日用品。

　　但是，在饮食上，陈群艳还是不太会照顾自己。5年里，她曾经生过两次病，还有一次直接打了点滴。“医生说我有肠胃炎，是吃坏肚子害的。我喜欢吃零食。”陈群艳说，其实还有很多次，胃痛的时候她都忍着没去学校附近的卫生院。只有在实在无法忍痛的时候，她才让同寝室的好朋友陪她去看医生。每次去卫生院看病她都是打的欠条，她妈妈和医生认识。

　　爸妈回家过年比赚钱更重要

　　“希望爸爸妈妈在外面赚钱，还是回来跟你一起过年？”面对记者的提问，陈群艳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她看了看墙角，想了片刻。“我也说不清楚。”

　　上周，陈群艳接到妈妈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妈妈的电话一般两周打来一次。自从能通电话，陈群艳就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她说，她不知道爸爸妈妈工作的地址。村里的人告诉记者，种草莓的人在一处呆不久，往往一年换一个地方。

　　“她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问问我的学习怎么样，叫我注意身体。”陈群艳告诉记者，她已经习惯了，爸爸妈妈回不回来过年，都变得“无所谓”。但过了一会她又说：“他们在外面种草莓很辛苦，但我也希望他们能回家来过年。”陈群艳的眼圈红了。

　　在下涯小学1078名学生中，像陈群艳这样巴望着父母回家过年的留守儿童占了70%。

　　1/4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回家过年

　　调查

　　同村13岁的肖家林，是陈群艳班里的班长。在他9岁的时候，父母外出，现在在福建种草莓。在他的记忆里，父母很多年没回来过春节了。

　　上月肖家林得知父母今年春节不回家，他照例要跟奶奶和姑姑过年。前年他搬进一幢三层楼的新家，但也是这幢房子，让他的父母不但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还背负了六七万元的债务。“爸爸妈妈最好又能赚钱又能回家过年”的日子，是肖家林所希望的，但他自己都不知这样的日子要等多久。

　　“像陈群艳、肖家林这样的留守儿童占学校总人数70%左右。而因父母外出不能陪伴过年的留守儿童，以六年级一个班为例，40个学生里就有15个，全校来看占到1/4。”下涯小学副校长唐远胜谈到“留守儿童”这个“老大难”问题时，脸色变得凝重，“那么多孩子连过年的时候都见不着父母，平时家长对孩子的关爱之少可想而知。”

　　下涯是建德有名的草莓种植地。最近几年，本地草莓市场渐趋饱和，莓农们开始走出家门，远赴福建、湖南、广东等地种植草莓。年关将至，正好是草莓生意旺季，也是外出种草莓的下涯人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会回乡。相比其他村镇，下涯的留守儿童在春节的时候心情更低落。

　　“隔代教育”代替不了父母

　　青壮年外出种草莓，留在家里的除了孩子就是老人。当地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由祖辈代为照顾的高达96%。

　　“我哪里管得住他呀？小孩调皮，不听我的话。”采访中，常常遇到老人这样抱怨自己的孙辈。建德市教育局副局长邵益娟说，祖辈“代理家长”，往往有两个问题，一是祖辈过分溺爱，二是不会教育。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下涯出现，在大同、航头等建德其他留守儿童较多的乡村也比比皆是。“这些祖辈们多数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高，导致他们不但无法在学习上给予孙辈帮助和辅导，而且沟通也存在障碍。”

　　尽管教育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邵益娟仍感觉力不从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教育就会出现断层。这个断层只能由留守儿童的父母来填补。”

　　孤独生活影响心理健康

　　这些独自长大的孩子，心理负担也比普通孩子沉重。孤独以及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很容易出现行为偏差。记者了解到，在学校的“难管生”中，8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其中又包含贫困学生，有的甚至还是单亲或破碎家庭，“留守儿童的情况非常复杂”。

　　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胆怯害羞，这是采访结束后留守儿童给记者留下的印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她的班级里有一个男同学很“奇怪”，母亲离家出走后他就开始仇恨女人，对班里的女同学特别凶。父亲又常年在外务工。曾有段时间因为没人管，他还寄宿在同学家里。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跟一个家庭情况紧密相关。”这位老师说，与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相比较，留守儿童看起来年龄相差不多，但心态却不一样。主要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小孩子很听话，所谓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种是小孩子很容易学坏，脱离校园后“游荡”在社会上。

　　留守儿童渴望社会关爱

　　同学之爱、师生之爱、祖孙之爱，都无法代替父母之爱。但是，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们对父母之爱的感受正在淡化。

　　采访中，一个男同学告诉记者，不开心的时候他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另一个女学生则说自己会偷偷地哭。在建德，一些教育工作者除了承担文化教育和知识传授外，开始对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注，教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结对帮扶，学校也建立了心理辅导站，尽量为留守儿童开通情感排解和倾诉的渠道。

　　为保障每个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建德市要求每一个在校留守儿童，都必须在所在地出示在校就读证明。目前，这个证明回收数据显示，该市留守儿童的在校率达到100%。

　　另外，当地每个学校还专门为留守儿童建立档案。档案内详细记录了留守儿童家长和代理家长的联系方式，以便学校能在第一时间跟学生家长取得联系。邵益娟说，特别是种草莓和养蜂的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很高，为他们的孩子建立档案，至少可以保证一旦孩子出了状况能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代理人。

　　但是，“代理家长”在法律上的责权定位也有待明晰。邵益娟期望，能有一种社会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的权利，或者有相应的自愿者救助方式出现，“留守儿童是一个弱势群体，关心他们也需要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