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借鉴义乌市经验,大力推进我市批发市场整合提升和发展的工作方案》。这是广州整治批发市场的一个鲜明信号。

　　一直以来,广州得天独厚的地理、商业传统和广交会等因素成就了广州在批发市场上的龙头老大地位,904个批发市场的销售总额据保守估计超过千亿元。

　　但是，要算单个市场,广州就要让位给浙江义乌了,义乌小商品城去年的成交额为315亿元,连续16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另外，遍地开花的批发市场也存在占道经营、档次低下等突出问题，不仅影响城市形象，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比如，一德路的海味干果批发市场在整个东南亚都响当当,但一公里的道路上布满十几个市场,货车、公交车、手推车挤成一团，成为的士司机们最头痛的一条路。

　　如今，广州明确提出借鉴义乌经验，那么义乌经验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广州应当向义乌学习些什么?广州批发市场改造的路径应当怎样选择？带着一连串问题,本报记者深入广州批发市场,并远赴义乌,走访了十余位政府官员和商户,试图给这些问题一些答案。

　　在浙江义乌，每8人就拥有一辆汽车，人均收入高达5400美元，城中心的商品房卖到每平方米超过1万元，连高档的士价格都是每公里3元。

　　创造这一切奇迹的基础是批发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义乌的今天。”何樟兴这个历任义乌稠城镇工商所所长、中国小商品集团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局主席，目前的高级顾问，告诉本报记者。

　　在何樟兴的脚下是5公里长的龙形建筑群，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果某人一天在这里逛8个小时，58000个摊位各逛1分钟，就需要120天。

　　引子：七八万广东人北上

　　义乌的商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把广东称为老大哥，他们同广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20多年前摆地摊开始就是从广东拿货的。但在今天，义乌已经成为很多广东小商品出口的一个平台，据统计每年约有40亿元的广东玩具通过义乌这个平台走向全世界，而另一项统计显示，目前至少有七八万广东人在义乌经商。王殿文就是其中一个普通的广州商人。

　　王殿文做的是钱夹皮包生意，他在狮岭办了一个小工厂，并在梓元岗开了一个档口。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三元里、梓元岗一带的皮具市场已经颇为繁荣，竞争也很激烈，人们都从全国各地跑来广州进货，“那时在广州的生意已经开始难做起来了，而义乌的批发市场刚刚走向规模化，一个来广州拿货的朋友说，义乌这里有发展”。1994年，王殿文关了档口，夫妻双双北上义乌创业。

　　当王殿文来到义乌的时候，这里的批发市场已经从马路市场、摊棚式市场，提升至第四代――大型商场式市场。“刚开始不好做，摊位也就一米见方，差不多就好像现在的办公台吧。”随着小商品城里经营皮具的商户越来越多，形成了集合效应，小商品城的名声在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外开始到义乌来进货，王殿文的生意越来越好，一天能卖掉1万多个钱夹。

　　起步：“划行归市”把珍珠串起来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像王殿文这样的皮具摊位总共有2000多个。这里先后经过8次搬迁、11次扩建。由马路市场、集贸市场升级到展示、洽谈、贸易为主的展贸市场――国际商贸城，场内中央空调、宽带网进入每个商铺，汽车可直接进入每个楼层，商贸城同时配套了金融、信息、外贸代理、物流配送等公共服务设施。在260万平方米的超大面积内，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商品达41个行业，1900个大类，40多万个品种。

　　何樟兴告诉记者，义乌小商品城能形成今天的集约规模，划行归市是重要的一步。

　　那时还是工商管市场的时代，何樟兴在稠城镇工商所做所长。“当时全中国的市场只有大致的划分，总的布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一些摊位转行或经营人员更改后，经营商品也变化了。一些小本经营的人，没有稳定的商品来源，拿到什么卖什么。”何樟兴回忆起那段岁月。1991年，义乌兴建篁园市场，提出“商品类型系列化，一个系列里面多样化”。这种管理思路在执行初期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工商所让每个经营户申报自己的经营种类，结果头三天根本没有人报名。一直到第四代小商品市场试开业，1.3万多经营户根据划行归市的原则，按抽签的摊位进场交易。划行归市执行三个月以后，终于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这种模式无疑是利于市场的培育，比如原先花类与鞋类的零星摊位都是不起眼的，分别被集中到一处经营，它们就异军突起，摊位数迅速增加，花色品种变换快捷，花类几乎每几天都会推出一个新品种，鞋类则一跃而成为市场中仅次于服装、袜类的第三大类，摊位数达到170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