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遗址的挖掘进行到了第8天。虽然我们知道，考古挖掘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每天都会有“宝贝”出来，但心里老是惦着，有一种期待。近日，我们又来到上山，想到上山遗址的坡地上去感受挖掘本身的内容，当然也期望着能出现点什么。

　　那日的天气与挖掘第一天有着明显的反差：挖掘第一天是绵绵细雨，那日倒是艳阳高照，天上几乎看不到云彩。上山遗址台地上各式各样的农作物都按着它们自己的喜好生长着，蚕豆开着紫红的花，麦子已经抽出了穗子，芦苇在枯萎的老秆边上长出了箭一样的嫩枝，还有成片的油菜花正开得热烈，有成群的蜜蜂在花间忙碌。

　　可是这些蛮好看的春色在挖掘人员的眼中似乎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看见他们正如蜜蜂钻花房一样的窝在挖掘坑里。因为熟悉了，我们打趣说怎么不看看花养养眼，几乎趴在坑道的考古队员老闫说，“哪有那份闲心呀，我们两眼盯着还怕漏了宝呢”。五个考古队员，七八个民工，各有各的活。刨土的刨土，挑土的挑土，还有的在坑壁上划线做记号，有的拿了尺子在测量登记。我们看到在这里已经摆开了阵势，五个各是四米乘四米的大坑已成形，有的坑里已经往下挖掘1米深了。在一旁指点着的考古队长蒋乐平说，挖掘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心翼翼地挖土分层，仔仔细细地捕捉遗迹现象。整天重复着这些机械性的程序，看起来是蛮枯燥的，但心里又充满着期待，说不定下一锄下去可能会来个什么大的惊喜。考古队员就是在这种枯燥又期待的心理中，一寸寸地往下掘进的。经过这几天挖掘，大部分探方已经挖到第二层、第三层，陶片、石器已经发现不少。二层发现了一个豆的把手。豆是一种古时的陶器，蒋乐平指着这件残器说，这种细把豆在马家浜文化中较常见，年代约6000多年前，上山遗址这个阶段的遗存还不够丰富，自身的特点，有待明确，但从初步的比较看，倒是与距离更近的诸暨楼家桥遗址更为接近些。

　　按照原先对遗址的了解，这一层揭完后，就到了跨湖桥文化地层了，再往下，才会得到上山文化地层。我们正对着以千年的步速“跳跃”着的文化层迷思，试图找到点灵感来。蒋乐平队长在一旁说，大学的考古教程里常将以地层的形式堆积起来的遗址比喻为一本“地书”，但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是时间的逆行者。在我们看来，这八千、一万年的距离也不过轻轻的一跨，其间的荆棘崎岖，或许只有考古学家才能体会呢！

　　我们正说着呢，在西北角那个坑里忙着的老闫大声说，有东西。我们顿时来了劲，忙凑过去，只见他挖掘的地方隐约露出了一组圆形的陶片。这会是什么呢？

　　我们径直过去，看见“宝贝”已经露出了半个身子，蛮大的一个家伙，口子大概有十几厘米直径，从肚侧面的样子看，是

　　夹炭红衣陶器的器皿。这会是什么？大伙猜着。老闫却蹲着，一声不响，细心地挖，肩背上的衣服都湿了。

　　在另一边，我们看见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老王和小潘在另一个探方里正忙着，就凑上去问。老王说，是一个灰坑，面积较大，有2米多长、1米左右宽。老王又指指没有挖掘的地方，“那边应该还有，这是个大坑。”在前几期的挖掘中，像这类灰坑是很多的，但这个灰坑的体积更大。这是做什么用的呢？老王笑了，“我哪知道，这要问问上山人了。”蒋队长说，像这类坑，曾经是储藏坑，后来废弃了，就成了垃圾坑。蒋乐平也是满头大汗，一边指导技工发掘，一边怪怪的侧歪着身子。他犯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已经好几个月了。“‘宝贝’不能白挖，需要一定的代价”，他自我解嘲。

　　老闫的宝贝终于出来了，一个高二十多厘米的家伙。这是个陶罐，而且有耳，是迄今发现的独有的一种器物，具体的信息有待进一步研究解读。“我哪天也挖个宝贝出来，说不定挖个‘北京人’头盖骨。”一位有点考古知识的本地民工突然冒出一句，逗得大家乐了。是啊，谁知道呢，这里既然已经发现过牙齿和盆骨，谁又能说奇迹不会在下一锄呢？

　　百度一下(www.baidu.com)：上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