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中央精神和浙江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浙江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活力已居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市场大省”和“经济强省”，浙江在制度创新、社会发展、基层民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也创造了诸多经验，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浙江模式。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浙江省在被评价的6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0位，被评为效力提升最快的地区之一。“浙江现象”已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对“浙江现象”解读既是全国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更成了浙江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有鉴于此，浙江省委党校组织力量编写了这套五卷本的专门研究“浙江现象”和“浙江经验”的丛书。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为全国理论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浙江现象”搭起一个新的台阶。

　　浙江的市场发展和经济模式

　　“浙江现象”首先和最基本的内容无疑是浙江的市场发展和特有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传统集贸市场的基础上兴办了各类市场。到目前，一个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初步发展的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大省。浙江目前共有四千多个各类商品交易市场，其中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绍兴的轻纺交易市场，年成交金额已达200多亿元，交易品种多达上万种。专业市场在经营上的开放性，加之巨大的商品交易量，使专业市场具有商品信息的集聚与发散功能。它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市场信息和高效的产品交易平台，提高了市场的有效性。市场的发展,为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建设，增加就业机会，沟通物流、信息流、人才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办一个市场，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兴一座城镇”，这几句话也是对浙江各地市场的作用的真实写照。

　　浙江市场有三个特点：一是市场数量多，门类全，分布广，影响大。除原来的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特色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不断发展外，劳动力、技术、信息、资金、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迅速崛起；二是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主体以个私工商户为主；三是专业和特色产业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绍兴的中国轻纺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海宁的皮革服装城、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城、余姚的“中国塑料城”、象山的“中国水产城”，都在其周围形成了全国有影响的专业生产基地，或者是产业催发市场，或者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和中小企业集群的迅猛发展。区域专业市场，小企业集群，块状区域经济，这三者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形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

　　浙江的和谐社会构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重视社会和谐，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有基本的抓手，要抓基础、抓重点、抓突破点。浙江省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得力抓手主要有：1、依托民营经济扩大社会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难题，但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就业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浙江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就是通过发展民营经济来创造社会就业门路，开辟了一条“能人创业带动民众就业”即“以创业带就业”的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使上百万农民成了投资创业者，使千百万民众找到了在二三产业就业致富的门路，使浙江成为全国就业率最高、失业率最低的省份之一。2、依托经济快速增长，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与水平是反映一个社会进步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省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进行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使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一是率先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率先建立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三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部分农民失地失业问题，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建立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并要求到2007年全省所有的县普遍实行这一制度；五是实行了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制度。3、依托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提升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加快提升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城乡和谐的基础。浙江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一是提高通过加快农村城镇化来提升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浙江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0个百分点。二是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来提升农村社会发展。浙江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如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加快向农村覆盖的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的投资建设机制，建立健全城市现代文明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辐射带动机制等。由于措施有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用新的农村全面小康标准和监测方法对各省区市的跟踪监测，2004年浙江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58.9%，大大高于21.6%的全国平均水平，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居各省区第一，而且高于排在其后广东、江苏10个百分点左右。

　　浙江的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创新

　　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在浙江，公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以及基层民主政治试验的活跃程度，同地方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全国第一起“民告官”、第一起“罢免村官”等事件都发生在浙江，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在村民自治层面，浙江逐步推广“海选”制，不断扩大村民民主权利。在2002年全省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有四分之一的村委会是以无候选人的“海选”方式产生的。获得“2003―2004”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的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已经成为浙江乡村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之一，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义乌市赋予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地方人大选举的权利，这在全国也是一种创举。

　　市场经济推动了浙江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为地方治理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椒江市的干部任免票决制；以温州商会为代表的自治性社会组织对地方政府决策的积极参与；杭州群众评选“满意不满意政府”与“12345”市长公开电话；金华的“两公开一监督和“365服务窗口”；上虞市的便民服务中心；衢州市的农技110信息服务体系；玉环全程为民办事代理制；嵊州《民情日记》；天台的政府效能网建设；镇海村务重大决策村民听证制；奉化重大事务公决制；武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等，浙江地方治理模式变革的这种种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主体与地方政府默契合作的演进逻辑。如果说民间活跃的市场主体是浙江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话，那么，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则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第二行动集团”。“第一行动集团”以自己的自发性探索显示出这种创新的经济增长潜力，而“第二行动集团”则及时地总结、推广这种创新模式，由此在制度创新实践过程形成民间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浙江精神与文化竞争力

　　近年以来，区域文化因素对“浙江现象”形成的影响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只有将文化的阐释和经济的阐释、政治的阐释结合起来，才能对“浙江现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理解。在历史上，浙江区域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勤劳刻苦、勇于创新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江人民的文化基因。新世纪之际浙江进入了以结构调整、增长转型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它要求浙江区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进一步发挥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功能，促进浙江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两项重大举措。其一，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提出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坚持用浙江历史教育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人民，用“浙江经验”鼓舞人民，用浙江精神激励人民，形成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其二，是加快文化大省建设。自1999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并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决定》，明确了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总体目标：全民素质优良，社会文明进步，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主要发展指标全国领先。文化竞争力成为“浙江现象”的重要内涵。

　　从根本上来说，“浙江现象”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浙江实践的结果。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浙江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涌现：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代价巨大等等。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浙江比其他地方更早地感受到了传统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更强烈地要求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务实进取的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浙江省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现实基础和战略目标出发，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先后作出了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努力建设“法治浙江”、扎实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构成了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一五”时期是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中共浙江省委提出了“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继续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旨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浙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期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会更加健康和谐，“浙江现象”和浙江经验一定会更加发扬光大、更加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