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到2007年，对浙江而言是不寻常的五年。从浙江制造到浙江创造，对浙江来说是一次挑战和考验。浙江正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腾笼换鸟”，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引领着浙江经济。

　　五年来，体现科学发展深刻内涵的技术创新、品牌战略、循环经济等名词频频亮相。“腾笼换鸟”，使浙江人对于发展的理念有了质的更新，对于浙江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了一种新的选择。

　　神话的续篇

　　浙江——神话与传说的故乡，曹娥的执著，祝英台的忠贞流传千年……

　　几千年以后新的神话正在书写

　　英语、法语、日语、俄罗斯语一起同声传译……

　　浙江创新，走在前列

　　访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浙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市场大省，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在全国就以两轮驱动发展著称，这两个轮子就是市场和企业。在这几年来浙江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是整个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趋势。早在1997年左右，浙江经济主要是依靠外贸拉动，慢慢发展成为地域的模块经济，类似温州苍南的印刷、绍兴的纺织等等，有着鲜明的区域特色和顽强的生命力，这就决定了浙江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发展自己所擅长的能力。

　　应该说，浙江企业自身的适应能力很强，因为地理的优势，浙江的外贸经济发达，全世界市场上浙江的产品非常多，它是一个隐性冠军，公众用品的绝对数量非常大，正因为如此，它需要时刻适应市场的需求，所以企业的自我创新意识非常强。可以说浙江经济的创新意识，以及企业的产业升级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现在国内企业都在谈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型企业的影响，但是我看，浙江的企业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有很多的企业已经有了应变的方法，比如在国外开设生产基地等等。就像当下，在互联网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浙江涌现出了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许多优秀的B2B公司，这就是主动适应形势，实现创新产业的最好例子。所以，我认为，市场化经济是浙江创新精神的源泉所在。

　　开放西湖：舍小利而取大势

　　杭州市民在西湖周边的公园里散步、晨练时，往往引来外地游客羡慕的目光：杭州真是天堂，你们杭州人真幸福！

　　“门票经济”意识下，主管部门是风景区的所有者，风景区是管理部门的摇钱树；所以定价要高，利益要最大化。但杭州不这样看。风景和公园是公共资源，产权属于全民，政府是管理者，有责任为社会提供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休憩场所。

　　“门票经济”把风景区分割成一个个“想玩无钱莫进来”的土围子。2002年，杭州西湖拆除了所有的围墙和栅栏，西湖的每一寸绿地、每一处景观都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杭州“让”掉几千万元的门票，拉动了整个旅游经济，宾馆业、餐饮业、零售业、娱乐业皆大欢喜，杭州的休闲产业真正做大了——以“十一”黄金周西湖风景区游人数量看，2002年244万人次，2003年330万人次，2004年304万人次；从带动效应方面看，2004年杭州入境旅游、日本游客、国内游“三大旅游指标”均超过历史年度最高水平；从游客在杭州平均逗留时间看，2004年延长到2.8天；从旅游收入看，2004年比2003年增长51.43%。

　　“让”掉几千万元的门票，换来杭州和西湖的美誉。市民普遍拥有的、切切实实的主人翁的感觉，是一个城市最宝贵、最长久的资源，珍惜它、光大它，它将在城市的管理、发展中持续地“增值”。这是“西湖免票”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三委”治村：入围地方政府创新奖

　　党委、村委、监委——在武义县后陈村，三块招牌并列而立。所谓“监委”，就是村务监督委员会。2005年，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浙江有4个项目入围，是全国入围项目最多的省份。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村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越来越多，而约束村干部权力的制度和监督却普遍薄弱。后陈村所在的武义县白洋街道，仅2003年就查处了5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

　　胡文法担任后陈村党支部书记后，在村里建立了一个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对村两委的每月财务支出进行审核签字，这成为后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雏形。2004年6月，县里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指导组进驻后陈村，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发展为“村务监督委员会”，“三委”结构就此形成。

　　有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之后，后陈村的各项支出都要经监委会签字才可以报销。上级领导来了每人吃饭标准7-10块钱，村干部要招待可以带回自己家吃饭，进饭店超支了自己掏腰包。村里的招待费明显下降，去年全村招待费开支8000多元，不到以前一个月的支出。据统计，自监委会正式运作以来，直接为该村增收节支90多万元。

　　在村民眼中，村务监督委员会权力很大，监委会主任现在成了后陈村最有头有脸的人物。“第一任监委会主任张舍南名气很响，中央电视台、新华社采访他很多次；第二任监委会主任陈广达也不差，村民有事不上访了，专找陈广达。”一个后陈村村民说。

　　武义县纪委常委、“党风办”主任钟国江告诉记者，现在“监委会”制度已在武义全县556个村推开，效果十分明显：村务招待是群众反映较大的一个问题。与实行“监委会”制度前相比，全县的村务招待费用下降了40%；原先招待开支较大的村，从每年的10多万下降到一两万。

　　政风的廉洁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实行“监委会”制度以前，村干部的经济等问题引发的村民上访、投诉达300多起，2004年“监委会”制度在全县70多个村试点后，这类上访下降到120多起，2005年，只有89起上访。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詹成付评价说，“后陈经验”堪称诠释中央17号文件的现实之作。

　　浙江创造：浙江企业凤凰涅槃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人的“敢为天下先”是出了名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善为天下先，善于创新。

　　走进瑞典

　　以善于经商闻名的义乌人，2007年在瑞典创办“中国商贸城”，开创了一种以“享有资源”为核心理念的海外投资经商新模式。

　　杭州凡尔顿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金星在瑞典卡尔玛市投资创办中国商贸城之前，考察了国外的许多中国商城，分析其利弊。“中国人在国外投资，最顾虑的是什么？”他分析有三方面的顾虑。一是移民身份。没有身份的认可，三天两头被查问，弄不好再被遣返，投资者没有安全感，哪里还有心思考虑经营？二是在国外没有自己拥有产权的住宅、商铺，租用的房子风险大，动荡不定；三是伴随以上问题，受身份的局限，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

　　骆金星的中国商贸城在这几个方面取得突破，创造了一种跨国经营新模式：一次性投资注册公司，可以获得三处房产(瑞典卡尔玛市一所住宅和商铺，杭州“北欧风情苑”一所住宅；两年后可以按瑞典法律申请办理瑞典绿卡；享受该国高度的社会福利。)为将投资者的商业风险降到最低，骆金星还设计了“退出机制”，达一定年限后，投资者如果不想继续经营，商铺、住宅可由凡尔顿公司原价回购。骆金星拿出有卡尔玛市长签字的协议给记者看：“中国商贸城的经营活动、子女就学和办理绿卡，都将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急人所急，领先一步，在国人纷纷踏出国门之际，浙商以他们的财富，以他们的智慧引领着这个潮流。

　　招赘GE

　　2005年2月14日，一家只有100多员工的新公司在乐清开业了，这家名为通用正泰电器(温州)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开业的背后，是GE与正泰联姻的一个开端。通过这次联姻，人们欣喜地发现，“浙江制造”对世界的吸引力不再仅仅是价格。

　　参与制定、起草国家行业标准24项，取得国外市场准入证180张，拥有国内外专利150多项；在上海、美国硅谷、欧洲，正泰都建立了研发中心。正是这一切吸引了世界电气巨头GE。

　　正泰和GE的合作不在于获取外资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获取外资带来的技术、管理、制度、理念和国际销售渠道优势，以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实现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浙江制造走向浙江创造，所有的浙江企业，也许没有正泰、凡尔顿那么快，但他们都在翻开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