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又基于全面自觉的自我诊断和反省，主动提出了“以个人为基础、企业为重点、政府为关键”的信用浙江建设要求，并因应我们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整体发展战略。随着这种“约束”和“规范”主题的出现，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呈现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转变。

　　事实证明，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根据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要求，在不断解放思想中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群体性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这是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得到顺利发展和持续具有活力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一个地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也是判别其思想解放是否彻底、其文化发展究竟是“软实力”还是“软无力”的基本尺度。让文化软实力服务于发展的硬道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的首要和基本的主题。

　　四、文化生产也是一种硬实力

　　新文化观要求关注的另外一大主题就是要改革相关文化体制，使我国文化生产也成为一种真正的“硬实力”。虽然文化就其渗透性特征而言常常被概括为软实力，但它并非注定与“硬”无缘。一旦文化成为可以用硬指标衡量、可以对GDP增长有所贡献的社会生产力，它就是名副其实的“硬实力”。新世纪以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对此有明确论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更是明确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改革文化体制、推进文化建设，既是我国新时期文化自身领域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与市场链接起来，这是对长期以来认为文化与经济无关、文化远离经济的传统文化观的重大挑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文化观往往片面强调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否认其商品属性，片面强调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而忽视其娱乐功能，片面强调文化生产的精英属性而忽视大众的文化消费权利。与此相适应的旧文化管理体制把国有事业单位当作文化产品的唯一提供主体。它削弱了文化生产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空间，导致我国文化生产效率低下，使文化的财政供养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并使我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地位。⑦应当看到，即使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代，上述旧文化观依然具有很大影响。

　　但改革相关文化体制、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这里有两个大背景：(1)当今世界正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变的交叉点上，“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2)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显示出强大的“外溢”效应，它要求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广到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产品生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