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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新文化观

  1当今世界发展: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从当今世界发展态势来看,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思想界开始对延续数百年之久的、以传统工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第一次现代化”进行全面反省。在此基础上,“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诉求。由于一系列标志性著作的问世,第二次现代化获得了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第三次浪潮”、“数字化生存时代”等一系列名称。(参见贝尔;托夫勒;尼葛洛庞蒂)在与文化相关的意义上,第二次现代化体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十六大报告概括的“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正是这种相互交融使第二次现代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命名,即“知识经济”。而所谓“文化经济”则是知识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在其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年度报告中断言,由于当时其24个成员国在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0%,因此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⑧知识经济首先显示出“经济文化化”的特征。经济领域的研发过程、产品包装、品牌和广告设计、人性化营销和服务等已经广泛涉及到与狭义文化相关的“创意性”内容。与经济文化化形成共生互动的另一个趋势是“文化经济化”。⑨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原本远离市场的文化原创或生产活动全面进入市场领域。“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等一系列说法应运而生。应该看到,无论“经济文化化”还是“文化经济化”都清晰地表达了一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有效的逻辑:文化产业的出现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

  以上“交融”的发展态势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深深意识到,以“创意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不仅是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应对外来文化挑战所应具备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是强化综合国力或综合竞争力的软资源。因此,许多国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化发展纳入其基本国策,而“创意性”或“创造性”成为这些国策的核心主题词。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除美国之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着手正式出台旨在指导本国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文化政策。1993年,英国在经过3年准备、进行了60多次专项研讨之后率先出台《创意性的未来》(A Creative Future)的文件;⑩随后,澳大利亚联邦出台《创意性的民族》长篇文件。1998年,欧盟推出旨在建设“创意性的欧盟”的欧盟各国文化政策框架文件,这一框架成为数十个国家年度性文化政策文件的基本格式。与此同时,各种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方案和文化发展启动方案纷纷出台。

  2当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外溢”效应

  基于“文化与经济交融”态势而出现的大规模文化生产在国际上还是全新现象。由此反观当代中国,我们得出一个令人欣慰的估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短得多、起步晚得多,但我们对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对文化发展战略的关注,却与发达国家相去不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及其新文化观,不仅吸收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文明成果,更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逻辑要求。

  第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了双重成果,它们同时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改革相关文化体制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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