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15日讯 今天的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是一场无法复制的盛宴。因为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产业资本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必定要扩张，殖民地扩张就必定带来战争，这个规律中国已经不能用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热心投入“乡村建设运动”，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人口依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停留在乡村中。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失望和失败告终。

　　只有在今天，乡村建设有一股各方面的合力和共识，因而具有不可限量的前途。从广泛意义上来看，文化就是日常生活的方式和价值判断。而现在的广大乡村，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城市化的趋势。似乎只有年纪较大的农民，还保留着——或习惯于乡村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的，即便从城市回来了，住在了乡村，却是尽可能想要过一种城里人的生活。社会的所有文化产品：影视剧、小说、广告等，价值取向都是向城市倾斜而偏离农村的。在这铁桶一般的“现代化”“城市化”的主流文化包围下，农民除了向城里人的生活看齐，是否还有别的选择？“种文化”活动的革命性体现在让农民成为文化的主体，这是以少博多的努力，但这是必要的努力。关键在于如何让曾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农村重新焕发活力，并能持之以恒。

　　上海高校和研究所的几位学者一直对农村文化建设抱有极大热情，他们一直在思索着农村与中国发展、农村与城市、农村的文化价值转变等问题。上海华东师大教授倪文尖一直致力于农村文化教育的改革工作，而从教育入手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先得植根于农民本身的需求。而上海社科院博士研究员张练红曾以个人之力捐助了一个乡村图书馆，对于“形式”的想法更多些，她认为“组织农民参与团体活动”其重要意义决不仅限于吹拉弹唱，而是为文化种子聚集起良性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