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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城市，与异乡打工的父母团聚；8月底，他们又返回农村，在没有父母的家乡独自留守。他们就是被称为“小候鸟”的“留守儿童”。

　　伴随着今年暑运的开启，“留守儿童”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往杭城，掀起了一轮暑期探亲潮。

　　暑运第一天起，记者连续三日驻守在杭州城站火车站，遇见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常年不见父母的他们，会不会对父母有陌生感？第一次来到杭州，是否适应城市里的这个“家”？记者跟着两个孩子走进了他们的家。

　　杨怡鑫：父母怕丢工作不敢请假陪她

　　7月4日上午，杭州城站火车站的出站口两侧站满了等候的人。出口处上方，电子屏幕不停地滚动刷新火车到站信息。

　　杨东元抬头望望屏幕，再看看手中的手机。在出站口，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两个动作。一旁的妻子正使劲伸着脖子向出口处张望，一边还在安慰丈夫：“别急，还有20分钟才到站呢。”

　　他们在等自己两年没见的女儿杨怡鑫。

　　他们穿上红T恤来接女儿

　　在等候的人群中，年轻的杨东元夫妇很显眼，因为他们两人都穿着红色的T恤。

　　三年前，杨东元来到杭州打工，在武林小广场附近的一家星级宾馆当保安。一年以后，他的妻子也来到杭州，成为城东黎明村一家纺织厂的工人。现在，杨东元已经升职为领班，妻子也成了办公室主任。

　　“两年没见孩子了，今年该有7岁，上一年级了。”杨东元的工作是“做四休二”(每工作4天后可休息两天)，通宵晚班通常需要连续站岗12小时。来火车站之前，杨东元刚刚上完一个通宵晚班。为了亲自来接孩子，老婆还破例向工厂请了一次假。

　　从西安开来的火车原本是9点42分到站，由于晚点，杨东元和妻子在出口处巴望了很久，才在检票口的人流中看见女儿杨怡鑫，还有一路陪同过来的年过七旬的岳母、姐姐和侄子。

　　“妈妈！爸爸！”杨怡鑫手里拎个小板凳，朝父母这边跑过来，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杨东元上前一把抱起女儿，父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杨东元的眼睛已经湿润。

　　第一次来杭水土不服

　　杨怡鑫走出火车站，眼睛四处看。这是她第一次走出河南农村，眼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杭州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新鲜。

　　“车上还有小电视！”刚上公交车，杨怡鑫就对公交车载电视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她告诉记者，老家没有这样的公交车，“老家的车是破破烂烂的，车里没有空调和电视。”

　　“楼房好高好高啊！”公交车在城市里穿行，展现在杨怡鑫眼前的是农村里看不见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坐在一旁的杨怡鑫的表哥下结论说：“这里是大城市！”

　　坐了24小时的火车，又坐了一小时的公交车，刚刚还活蹦乱跳的杨怡鑫开始“蔫”了。

　　杨东元一家老老小小6人在火车东站换乘公交车时，杨怡鑫脚刚落地，就“哇”地一口吐了出来，吐的全是水。杨怡鑫的阿姨告诉记者，来杭州的火车票很紧张，他们没买到坐票，一路上4个人只能在事先准备好的两张小凳子上轮流坐坐。“火车上只吃了一餐饭，大家都没胃口。”

　　杨东元的丈母娘年纪大了，晕车也很严重，下车的时候，记者看见她手里拎着一袋吐出来的秽物。

　　“老人小孩都遭罪啊，但是也没办法。”杨东元看见家人晕车，暗暗心疼。背着家人的时候，他对记者说，只有在女儿放假来杭州的时候，全家才能团聚。“我和老婆要是回家看望她的话，只能辞职。”

　　他说，前年老婆实在太想女儿了，回家一趟，代价就是被“炒鱿鱼”。“在外打工，我们都不敢轻易请假。”

　　希望女儿能在杭州读书

　　杨东元的住处位于杭州城东黎明村一幢五层出租房的阁楼上，这个房间是他每月花150元钱租来的，全部面积不到6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人的到来，使得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根本没法落脚。

　　“这里真小，还没有老家的两层楼大。”杨怡鑫恢复得很快，一到父母的住处，就开始好奇地阁楼上四处跑。记者找到她的时候，小家伙正趴在栏杆上望着对面。

　　对面，在楼房北面一条通道之隔的地方，是一所民工子弟小学。

　　记者问她是否愿意来杭州读书。杨怡鑫先是说，老家的学校比这个新。后来想了想，又改变主意。“我当然愿意到这里来读书，在这里读书的话可以天天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让女儿来杭州读书，也一直是杨东元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在他看来几近渺茫。

　　“前年小孩子正好读小学，我还特意到这个学校打听，希望能把孩子接过来。孩子和我们分开久了，对她肯定不好。”但杨东元打听到的入学条件是，孩子要到杭州读书，父母所在的单位必须给他们交养老保险。“我们在这里打工连合同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三金？”这件事就此搁下了。

　　杨怡鑫告诉记者，她要在杭州和爸爸妈妈待上一两个月，而且已经拟好了一份暑期计划：“我要去看西湖，还要吃肯德基，去动物园看大象。”杨东元说，现在跟女儿维系感情，只能局限在暑假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女儿的愿望他会尽量满足。“不过，要陪她玩还只能等休息的时候，工作可不敢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