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0日讯 “我觉得打这个官司很有意义。”11月28日，一见面，陈振旺就很兴奋地对记者说，“虽然诉讼标的只有490元，但如果我打赢了这个官司，不仅会引起连锁反应，也会断了交警的财路。”

　　今年30出头的陈振旺，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在县人武部工作，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因为一次轻微的交通事故，开始与交警“较真”，并打起了马拉松官司，由开始的“个人愤怒”到“质疑交通事故施救收费的合法性”，“我打这个官司，没有个人利益，已经演变为一场公益诉讼”。

　　“交通事故，我没有违章，是被害人，车停了一晚上，就收了490元，这不是明火执仗抢钱吗?”陈振旺认为，“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施救，这是一种行政行为，不应该收费。只有违章停车，将车拖走，才可以收费。”

　　让陈振旺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人像我一样，对交通事故施救收费愤愤不平，但他们不可能聘请律师来打这个官司，代价太大了。许多人对我说，你打赢了官司，我们也打。”

　　“我穷尽了所有的救济手段，但法院就是不让我质疑交通事故施救收费的合法性。打民事官司，法院说是行政行为引起的;打行政官司，法院又说是民事行为。”陈振旺双手一摆，显得非常无奈，“直到现在，法院一直没有对我提出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

　　记者看到了温州市两级法院的四份裁定书，其中两份民事裁定，两份行政裁定，对陈振旺的起诉，不是“驳回起诉”，就是“不予受理”。

　　法律没有规定扣车费用由谁负担

　　去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初十，在离县城七八公里的地方，陈振旺的老婆倪小聪开车，带一家三口回县城。

　　“晚上8点多钟，与一辆7座的面包车发生剐蹭，我要求对方赔偿1000元，对方不同意，我就打电话报警。”陈振旺介绍说，“交巡警大队二中队的林维敏带领一协警出警，现场调解，对方还是不同意赔偿1000元，林维敏说，调解不成，要扣车，我说可以，林维敏就打电话，要施救公司来。”

　　陈振旺一见林维敏叫施救公司，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反应过来，“我们的车子都能开，就不用施救公司来了，我们自己开走。对方也向林维敏提出同样的要求，自己将车子开走。但林维敏很坚定地说，事故车，不管能开不能开，都得拖。”

　　过了一会儿，一辆闪着警灯的施救车到了现场，把两辆车拖走了。

　　第二天中午，平阳县交警大队二中队给陈振旺打电话，让他到二中队领取放车通知单。

　　陈振旺拿着放车通知单，到长安车辆施救清障有限公司取车的时候，被告知，须交纳490元后方能取车。记者在这个收费发票上看到，其中施救费450元，停车费40元。

　　“对方赔偿了我1000元，也被收取了490元施救费。大家都感觉非常窝火。”陈振旺说，“我就向平阳县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要求返还490元施救费，并确认交警委托施救公司收取施救费、停车费的行为违法。”

　　陈振旺认为，警车施救不能收费。交警大队作出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并由施救公司将车辆强行拖至公司的停车场，实质是交警为了收集证据需要扣留车辆，因此产生的费用属于行政执法成本，收费没有法律依据。行政执法所产生的费用，应由行政机关自行承担，但交警却变相委托第三人———施救公司向当事人收费。

　　平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答辩说，“我们与施救公司无任何隶属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因而不存在委托第三人对当事人收取费用的事实。”

　　平阳县长安车辆施救清障有限公司被作为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施救公司答辩称，“公司与交巡警大队没有经济利益关系。但在本案中，因工作人员粗心、结算失误，将应收262元错误计算为490元，应返还228元给陈振旺。”

　　“是交警叫施救公司来拖车的，真要收钱，也应当问交警要。因为不是我打电话要施救公司来的，如果我的车在半路上坏了，我打电话让施救公司来施救，我才应当支付施救费。现在是交警委托施救公司过来施救，而且开来的施救车是一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陈振旺认为，发生交通事故，施救都不应该收费。“即使车子坏了，不能开了，施救也不能收费。因为公安交警施救是一种行政行为，虽然目前法律法规还没有扣车费用方面的规定，但行政行为需要的费用由财政负担，是一条基本原则。”

　　“我们公司共有两辆施救车，产权是我们的。企业的车辆，不能挂警灯。但我们挂了一辆，目的是出去施救的时候开车方便，节省路上的时间。”平阳县长安车辆施救清障有限公司经理金荣昌告诉记者说，“施救公司的主管部门是交警大队。”

　　去年6月25日，平阳县公安局经过复议后认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均没有规定扣留机动车所产生的费用负担问题。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与施救公司之间，无隶属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施救公司的收费行为与交巡警大队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