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12月17日讯 写在前面的话：

　　房子，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生活的栖息地。

　　30年来，关于房子，有太多的变化。从土房木头房到水泥房，从平房到楼房，从福利房到商品房，从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不到20平米的斗室里，到现在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米的居室……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是我们步入新时代的一缕春风。

　　胡亦平的30年，最深刻的记忆，一直与房子有关。与许许多多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胡亦平就在他出生的房子里，和父母一起，一直住到了大学毕业。排队上厕所，公用水龙头是这一代人儿时的共同记忆。

　　20岁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得要搬家了。那一年，1998年，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标志性的一年。

　　从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搬家。房子也越来越新，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好玩。而胡亦平，就在这个中国经济最活跃的行业领域，看到房子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品质。

　　衣食住行，民生为先。我们已经告别了“短缺年代”，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时，住上更好更舒适的房子，是未来的中国的理想。

　　我住过的房子

　　胡亦平就在他出生的房子里，一直住到了大学毕业。终于有一天，父亲说，我们要搬家了。那一年，1998年，胡亦平20岁。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标志性的一年。

　　1978年，胡亦平出生的时候，他的家住在城隍山脚下。那里是过去的老城区，也就是那个时候杭州的市中心。

　　所谓市中心，就是从走出他家门算起，到延安路上的“解百”买孔凤春化妆品，到西湖边的“柳浪闻莺”公园放风筝，到中山路上的“羊汤饭店”吃羊肉泡馍，蹬上一辆自行车，都是3-5分钟之内的路程。

　　他家在劳动路138号，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政府兴建的一种公房，五层，每层五户，房间朝南，走廊朝北，各家都是一室一厅一个厨房，一层楼上的住户共用一个卫生间。

　　那个时候，这算是杭州城里稀罕的房子了，即便在今天看来，它也已经做到了基本的功能分离。而大部分的杭州人，当时还住在老式的墙门房子里，在同一个天井里洗衣、做饭、涮马桶。

　　胡亦平的父母，也是在墙门房子里住过的。他们结婚的时候，搬进了这样的房子，让周围的很多人羡慕不已。没有人抱怨早上起来排队上厕所，因为当时很多人家还在用着痰盂。在那个公共澡堂盛行的年代里，这里每户人家有了“独立”的淋浴——各自接一根水管到公共卫生间里，开关阀门安在自己家里，当然是只能洗冷水的。这样的“民间智慧”，让邻里们相安无事。

　　于是，他们一直没有搬家。胡亦平父亲在杭钢工作，后来单位里陆续分了几次房子，先是在朝晖，那里建了杭州最早一批成规模的居民小区。父亲回来跟母亲商量，嫌位置太远，没有要。后来在德胜新村，再后来到了大关小区，单位的福利分房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房子也越建越远。

　　胡亦平就在他出生的房子里，一直住到了大学毕业。

　　他的成长圈也就这样被固定了下来，他的小学，离家300米，他的中学，离家500米，他的大学，离家也不过几公里。

　　但是，房子却显得越来越局促起来了，全家人吃饭的桌子，总要支在他的床边，来了客人，总得不好意思地坐到他的床上。那个房间，是他的卧室、书房兼全家的餐厅和客厅。

　　终于有一天，父亲说，我们得要搬家了。那一年，1998年，胡亦平20岁。这一年，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标志性的一年，全国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当时之所以要进行住房改革，因为原有的住房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人住房条件的改善。”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房改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顾云昌说，1978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只有3平方米多。这其中固然有城市人口增加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建设速度跟不上。

　　父亲拿到了单位的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地点在“杭钢北苑”，地图上，它在杭州城北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