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记者朋友越来越敢于说话了，许多人为民请鸣奔走呼号，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但其间也的许多记者朋友在敢于说话的同时，却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无知者无畏”的精神，让我们徒生感慨。

　　昨天一位朋友给我们我一份报纸，是一份我从未听说过的什么《都市快报》，报上发表了孙自鸣同志的一篇报道，指名道姓指出本人前些天在浙江永康的一次科普讲座是“以科学做幌子的骗局”。此兄文章颇有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回想我在国内做科普报道已经多场，去年12月在中国科协、卫生部和湖北省政府主办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上有我的科普讲座，主办方还制成光碟供读者网上查看；今天4月我也应杭州市科协邀请在市民大课堂做科普报告。看来政府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部门全叫我这么一个人给骗了，照孙记者的观点，我实在是罪莫大焉。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的是，这位记者朋友没有听过我的报告，而正因为他没有听过我的报告，他才会很勇敢地把我的科普工作与“骗局”二字联系在一起。但凡无知无畏者大抵如此。

　　先说说科学是不是幌子。以本人揣测，孙记者应该应当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医学遗传学方面的著作，甚至可能没读过的相关的科普作品，否则他对DNA检测不可能表现得如此茫然。过去也有一些记者朋友对DNA检测表示质疑，但至少他们还会找一两位不太了解分子生物学的“专家”咨询一下，然后借“专家”之口发表自己的看法。相比之下，孙自鸣同志的表现比他的同行们勇敢得多。这里我不想多做争辨，因为孙记者现在需要的不是争辩，而是科普知识。在此我不妨推荐两篇东西供孙自鸣研读一下。一个是在今年11月初，美国著名的杂志《时代》(Time)作了一个评选，选出2008年度全球50项重要发明，排在第一位的项目，叫做“个人DNA检测“(Retail DNA Test)。在评选中，杂志还提到了美国的两家公司，一个叫做”23&Me“，这个叫做”DNA Diert”。这两家公司做的工作和我们基本相同，按孙记者的做法，可能都是“以科学做幌子的骗局”。第二个，是12月28中央电视台高端采访栏目访谈世界著名遗传学家、DNA双螺旋结构发明人之一沃森先生，访谈中沃森说：“如果你的一个孩子带有重度学习障碍,那你必须检测DNA来看是否能找出病因。我们现在检测小儿幽闭的DNA，我们也在检测精神分裂症的DNA……;我们希望我们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得病。“一个是比《都市快报》影响力大无数倍的《时代》杂志，我相信它的评选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DNA检测的看法；一个学术泰斗，他的意见应该能代表着代表着学术界对DNA检测的看法。记者朋友可以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但我相信记者朋友不会对他们的意见视而不见。

　　再说说复旦。这里特别说明一下的是，我不知道当天的主办方为什么会把我介绍成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我相信他们是把我与我们联合基因董事长毛裕民教授混淆了。毛裕民教授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前任院长，而他担任院长的时候，我是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我们是同事，也是朋友，更是创业的伙伴。当然，记者提到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方明副部长的某些说法，我未向方明同志核实，是否方明同志原话我不得而知。方明同志可能是一位年轻的干部，我在旦大学党委工作的时候可能他还在求学，所以他可能不认识也不了解我和毛教授，说出一些让我也觉得奇怪的话似也正常。记者朋友如有兴趣，不妨直接采访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同志，我们过去曾经并肩战斗过多年，对我会不会设骗局的问题，他的判断会更准确。孙记者甚至不妨尝试采访一下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同志，他是我当时的领导，尽管我的不争气可能引起过他的不满意，但他作为领导和前辈，也会给我一个客观评价。

　　我说这些，绝对没有指责或挑战孙自鸣同志的意思，在我内心里也没有把孙记者和某些为了出名而夸大其辞甚至不惜做假新闻的人混为一谈。我只是想把一些情况告诉孙记者及读过孙记者文章的朋友，我相信从兼听则明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有意义的。孙记者文章最后提到他打过我的电话，可惜当时我身在香港没有接到，否则这种种误解也许可以轻松避免。作为一种回应，我在此也诚恳邀请孙自鸣同志来上海，到联合基因集团看看，考察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相信这样的会面，不仅可以使孙记者了解更多基因科技的知识，他也一定能够发现，在中国基因科技及其产业化领域，有一群辛勤的开拓者，在紧紧追赶世界科技前进的步伐，在为我们的民族做一些有大意义的小事情。

秦义龙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