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菲一直想为李亚鹏生儿子，她先从改变生活习惯着手，近年多次被传媒看到她勤练瑜伽，怀有李嫣时曾与李亚鹏到重庆缙云山听大师讲经以安胎。
张柏芝与谢霆锋闪电结婚怀孕后，戒烟戒酒，并减少工作，早睡早起，谢家也举家大阵仗为柏芝保胎，甚至要她戴上安胎玉佩。
美国网球名将达文波特在产后两周就恢复了训练。当达文波特在北京听到中国记者关于“坐月子”的描述时，她用满脸的不解来作回应。
孕育生命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但这个时代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保胎，还是不保胎?
经济发展和人口政策，无疑提升了中国人的生育质量诉求。但社会竞争、工作压力、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也严重影响着孕妇的身心——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孕妇流产。保胎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白领那里，似乎成了一种时髦。
你今天保胎了吗?也许已不是一个尴尬的日常招呼。
保胎问题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邓成艳，一周9个门诊，年均接诊14000人次，包括不孕病人与妊娠早期先兆流产患者。在邓成艳接手的保胎病人中，大部分是孕早期(妊娠头三个月)就来看病的。她们的病情相对简单，最终结果在一开始就能预计得八九不离十——要么是孩子有问题，基本保不住；要么是孕妇自身孕激素水平低下，但孩子是好的，通过人工干预补充就差不多能保住。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总是拿种子和地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沟通起来容易很多。
回忆起种子不好的病例，邓成艳能说出一箩筐。一位名叫白礼慧的孕妇，今年已经34岁，前两次怀孕均以胎儿停止发育告终，没有查具体的原因。第三次怀孕了，孕激素依然偏低，这次她找到邓成艳。人工补充黄体酮，孕8周B超显示胎儿依然没有胎心胎芽，白礼慧第三次遭遇胎儿停育。
“这对孕妇是很大的打击。”邓成艳说，B超结果出来，很多孕妇当时就在B超室里泪如雨下。邓成艳给白礼慧做了刮宫和绒毛染色体检查，结果显示：白礼慧腹中胎儿是三倍体染色体畸形，此类基本都胎死宫内。
根据《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孕妇流产
通俗地说，孩子能不能保住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品种好，但确实缺乏营养；第二种是品种不好，不是好孩子，要被大自然淘汰掉。“流产的发生率约占全部妊娠的15%～20%。”邓成艳说，近3年中，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对接诊的222例次有完整病历的保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出这一结果。这一数据与国外的数据一致。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产率，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种子是好的，我就会给你保好的，种子的营养问题包在我身上；但如果种子有问题，是没有办法的。”邓成艳说。
还有一种流产，既不是“种子”不好，也不是孕妇孕激素分泌不足，而是刮宫次数过多。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刮宫七八次照怀不误，有些人刮一次，子宫内膜就刮伤了。“就相当于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根本没法扎根，所以一有就流产。”邓成艳打比方说。刮宫次数过多也是早期流产的原因——“土地”一旦破坏，“种子”无处落脚，给足孕酮也没用。
从另一角度看，流产值得庆幸，是优生优育、大自然的淘汰过程。但是，对那些受孕困难或者有过不良孕史的人来说，怀孕机会分外珍贵，保胎则成了全部生活的重心。
明星保胎
保胎故事不停，我就不停
1月2日，石景山医院妇产科，预产期已过四天的孕妇郭艳红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沉默不语。三天前，郭艳红就有了轻微的宫缩、出血等临产征兆，但三天之后孩子还是没生出来。“都怪我怀孕时在家里一直坐着搓麻将。”终于停下脚步，郭艳红半开玩笑地认为是缺乏运动才导致了今天的不顺利。
郭艳红怀孕四十多天，突然腹痛，到医院打了几针黄体酮，保胎治疗。四个月后，郭艳红便辞掉文员工作，转职“保胎员”。“上网也少了，怕电脑辐射影响孩子。”遇到问题，比如孕妇该吃什么做什么，她还是会上网查一下。
工作压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太远了，每天上班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挤来挤去对孩子不好。”26岁的郭艳红和丈夫商量后，辞去原本收入不错的工作，小两口开始靠着丈夫每月3000元收入过活，“肯定会拮据一点，尤其马上又要多一张嘴。”
郭艳红觉得日子可能会困难一点，但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也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她说以前公司的同事中，像她这样的“专职保胎员”并不少见。
“这的确很时髦。”邓成艳说，有些孕妇从怀孕前就开始补充叶酸和各种维生素，比较时髦也比较费钱。在前来就诊的孕妇中，约有一半人是因为自己恐慌来要求保胎。其中有过不愉快孕史的可以理解，而首次怀孕就因为恐惧要求保胎是不值得提倡的。
经济条件较好的孕妇们往往会挂邓成艳的特需门诊号，一个号三百块钱。何怡已经流产三次，第四次怀孕后，她一直定期看邓成艳的特需门诊。一开始，何怡的孕激素水平偏低，邓成艳用孕酮帮她保到13周，何怡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已经很稳定，邓成艳准备给她停药。
结果她说“不停，我就不停”。邓成艳一边笑，一边轻轻摇头，何怡一再坚持继续用药，这令邓成艳很为难，“我觉得没必要开药，就不开了，最后只能对她说，你要吃就到别的地方开去。”
保胎方面的费用，邓成艳也算了一笔账。检查一项激素45元，三项相关激素全检查也才135元。这固然比1块5毛一次的孕酮注射费高了许多，但与天天跑医院扎针、提心吊胆又承受悬而未知的压力相比，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查一下没问题就不用打针了，很多孕妇心情非常愉快也就回家了。对这些孕妇来说，好心情比什么保胎药都管用。”邓成艳一字一句地说。
保胎建议
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需要保胎的毕竟只是小部分人
邓成艳反对盲目保胎，同时也表示，妇女的三期很重要：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国家要求重视妇女三期的保健，其中妊娠期的休息非常重要。孕妇是否需要停职保胎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从事公交售票、化工原料有关职业的孕妇就不适合工作了。对于一般白领，上班坐办公室用电脑是没关系的。
对于网络上卖得火爆的孕期防辐射服，邓成艳不置可否：“防辐射服是否真的能够使流产率、畸形率有所下降，我没有一手资料，不能评价，不推荐也不反对。”
对于保胎，邓成艳有她的两条建议：首要的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要孩子的年龄，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如果实在错过了，则尽量放松，毕竟需要保胎的只是小部分人。
尽管邓成艳这样的医生人群对于保胎有着理性的态度，但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也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城市医院住院病人中，妊娠病、分娩病及产褥期并发症一直排前十位疾病中的第四位，比重由8%上升到9.96%。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县医院，这一排名和比重分别攀升到第二位和1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