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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浙江北京高危产妇比重达三成

王菲一直想为李亚鹏生儿子,她先从改变生活习惯着手,近年多次被传媒看到她勤练瑜伽,怀有李嫣时曾与李亚鹏到重庆缙云山听大师讲经以安胎。

张柏芝与谢霆锋闪电结婚怀孕后,戒烟戒酒,并减少工作,早睡早起,谢家也举家大阵仗为柏芝保胎,甚至要她戴上安胎玉佩。

美国网球名将达文波特在产后两周就恢复了训练。当达文波特在北京听到中国记者关于“坐月子”的描述时,她用满脸的不解来作回应。

  孕育生命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但这个时代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保胎,还是不保胎?

  经济发展和人口政策,无疑提升了中国人的生育质量诉求。但社会竞争、工作压力、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也严重影响着孕妇的身心——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孕妇流产。保胎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白领那里,似乎成了一种时髦。

  你今天保胎了吗?也许已不是一个尴尬的日常招呼。

  保胎问题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邓成艳,一周9个门诊,年均接诊14000人次,包括不孕病人与妊娠早期先兆流产患者。在邓成艳接手的保胎病人中,大部分是孕早期(妊娠头三个月)就来看病的。她们的病情相对简单,最终结果在一开始就能预计得八九不离十——要么是孩子有问题,基本保不住;要么是孕妇自身孕激素水平低下,但孩子是好的,通过人工干预补充就差不多能保住。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总是拿种子和地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沟通起来容易很多。

  回忆起种子不好的病例,邓成艳能说出一箩筐。一位名叫白礼慧的孕妇,今年已经34岁,前两次怀孕均以胎儿停止发育告终,没有查具体的原因。第三次怀孕了,孕激素依然偏低,这次她找到邓成艳。人工补充黄体酮,孕8周B超显示胎儿依然没有胎心胎芽,白礼慧第三次遭遇胎儿停育。

  “这对孕妇是很大的打击。”邓成艳说,B超结果出来,很多孕妇当时就在B超室里泪如雨下。邓成艳给白礼慧做了刮宫和绒毛染色体检查,结果显示:白礼慧腹中胎儿是三倍体染色体畸形,此类基本都胎死宫内。

  根据《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孕妇流产

  通俗地说,孩子能不能保住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品种好,但确实缺乏营养;第二种是品种不好,不是好孩子,要被大自然淘汰掉。“流产的发生率约占全部妊娠的15%~20%。”邓成艳说,近3年中,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对接诊的222例次有完整病历的保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出这一结果。这一数据与国外的数据一致。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产率,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种子是好的,我就会给你保好的,种子的营养问题包在我身上;但如果种子有问题,是没有办法的。”邓成艳说。

  还有一种流产,既不是“种子”不好,也不是孕妇孕激素分泌不足,而是刮宫次数过多。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刮宫七八次照怀不误,有些人刮一次,子宫内膜就刮伤了。“就相当于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根本没法扎根,所以一有就流产。”邓成艳打比方说。刮宫次数过多也是早期流产的原因——“土地”一旦破坏,“种子”无处落脚,给足孕酮也没用。

  从另一角度看,流产值得庆幸,是优生优育、大自然的淘汰过程。但是,对那些受孕困难或者有过不良孕史的人来说,怀孕机会分外珍贵,保胎则成了全部生活的重心。

  明星保胎

  保胎故事不停,我就不停

  1月2日,石景山医院妇产科,预产期已过四天的孕妇郭艳红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沉默不语。三天前,郭艳红就有了轻微的宫缩、出血等临产征兆,但三天之后孩子还是没生出来。“都怪我怀孕时在家里一直坐着搓麻将。”终于停下脚步,郭艳红半开玩笑地认为是缺乏运动才导致了今天的不顺利。

  郭艳红怀孕四十多天,突然腹痛,到医院打了几针黄体酮,保胎治疗。四个月后,郭艳红便辞掉文员工作,转职“保胎员”。“上网也少了,怕电脑辐射影响孩子。”遇到问题,比如孕妇该吃什么做什么,她还是会上网查一下。

  工作压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太远了,每天上班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挤来挤去对孩子不好。”26岁的郭艳红和丈夫商量后,辞去原本收入不错的工作,小两口开始靠着丈夫每月3000元收入过活,“肯定会拮据一点,尤其马上又要多一张嘴。”

  郭艳红觉得日子可能会困难一点,但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也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她说以前公司的同事中,像她这样的“专职保胎员”并不少见。

  “这的确很时髦。”邓成艳说,有些孕妇从怀孕前就开始补充叶酸和各种维生素,比较时髦也比较费钱。在前来就诊的孕妇中,约有一半人是因为自己恐慌来要求保胎。其中有过不愉快孕史的可以理解,而首次怀孕就因为恐惧要求保胎是不值得提倡的。

  经济条件较好的孕妇们往往会挂邓成艳的特需门诊号,一个号三百块钱。何怡已经流产三次,第四次怀孕后,她一直定期看邓成艳的特需门诊。一开始,何怡的孕激素水平偏低,邓成艳用孕酮帮她保到13周,何怡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已经很稳定,邓成艳准备给她停药。

  结果她说“不停,我就不停”。邓成艳一边笑,一边轻轻摇头,何怡一再坚持继续用药,这令邓成艳很为难,“我觉得没必要开药,就不开了,最后只能对她说,你要吃就到别的地方开去。”

  保胎方面的费用,邓成艳也算了一笔账。检查一项激素45元,三项相关激素全检查也才135元。这固然比1块5毛一次的孕酮注射费高了许多,但与天天跑医院扎针、提心吊胆又承受悬而未知的压力相比,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查一下没问题就不用打针了,很多孕妇心情非常愉快也就回家了。对这些孕妇来说,好心情比什么保胎药都管用。”邓成艳一字一句地说。

  保胎建议

  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需要保胎的毕竟只是小部分人

  邓成艳反对盲目保胎,同时也表示,妇女的三期很重要: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国家要求重视妇女三期的保健,其中妊娠期的休息非常重要。孕妇是否需要停职保胎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从事公交售票、化工原料有关职业的孕妇就不适合工作了。对于一般白领,上班坐办公室用电脑是没关系的。

  对于网络上卖得火爆的孕期防辐射服,邓成艳不置可否:“防辐射服是否真的能够使流产率、畸形率有所下降,我没有一手资料,不能评价,不推荐也不反对。”

  对于保胎,邓成艳有她的两条建议:首要的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要孩子的年龄,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如果实在错过了,则尽量放松,毕竟需要保胎的只是小部分人。

  尽管邓成艳这样的医生人群对于保胎有着理性的态度,但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也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城市医院住院病人中,妊娠病、分娩病及产褥期并发症一直排前十位疾病中的第四位,比重由8%上升到9.96%。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县医院,这一排名和比重分别攀升到第二位和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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