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乱说好不好，浙大学生对于这件事并没有那么敏感！不要这么无聊地找新闻题材！

　　自从发现了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薛小怀涉嫌剽窃、一稿多投等行为后，除了坚持诉讼，杨军也没有停止过举报。然而数十次反映、举报，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2007年2月，杨军从法国回来以后，他未接到通知，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了，此后，研究所也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中国青年报》7月16日)

　　按说，这大学本是学术的圣地。既然是圣地，就应该连一丝一毫的污秽都不能容忍。对于剽窃这一“学术毒瘤”，也就应该毫不客气，铲除而后快；而对于剽窃行为的举报者，大学则不仅要给予支持，更需给予奖励才对。事实上，要保持大学的学术氛围的纯净，要维护学术圣地的盛名，这些学术监督员和清道夫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剽窃者安然无恙，举报者反遭终身辞退”，如此咄咄怪事，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无法看懂。

　　不过，正所谓存在即合理，既然本该是容不得丁点学术污点的大学，最终却做出了“放纵剽窃者，辞退举报人”的事情，这背后自然也有它的“合理”之处。

　　首先，就事论事来看这两篇论文，假如是外行的话恐怕根本看不出什么玄机，即便是内行人光看标题也决难生疑。至于两篇沦为用了相同的图片，有着相同的综述，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完全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更何况，两篇论文的作者同为一所高校的教授与研究生，完全可能是精诚合作的典范之作。何至于扣上个“剽窃”的脏帽子呢？其次，对于当下大学而言，由于教授的考评，职称的认定，论文数量绝对是个绕不过的硬指标，于是，论文相互“借鉴”一下，署名相互“交换”一下，也就成了不公开的秘密，被指剽窃的论文很可能不过是“署名”不慎署成了第一作者而已，又何必深究呢？至于举报者为何遭辞，其实也不难理解。不积极融入高校的学术潜规则，反而如同唐吉诃德般的与这架坚不可摧的“风车”作对，焉有不败之理？更何况，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举报者曝光本校教授的剽窃行为，无疑犯了这个大忌，弄得大学脸上无光，也必将难以为大学所容忍。举报者最终落得个“举报未成身先死”，也实在属咎由自取。

　　不过，所有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不经一驳。同一所大学的教授薛小怀和研究生丁杰，恐怕不会那么巧合的“英雄所见”如此“雷同”；至于合作研究，薛小怀于2001年10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丁杰的硕士论文于2001年12月就已经完稿，在时间上根本不具备共同从事研究工作的事实；所谓交换署名，即便撇开这一做法本身就涉嫌违规不论，这署名总不能连原作者都不知情吧。所有的可能排除之后，剽窃当然只能是唯一的解释。而对于大学而言，真要保持学术的纯洁，真要维护学术圣地的尊严，严肃处理剽窃行为，将剽窃者清除出大学门户，显然才是对症的疗法。那种为了面子故，不处理“做出丑事”的剽窃者，反辞退“曝光家丑”举报者，只能是自欺欺人、欲盖弥彰，非但不利于大学的名声，这种对于剽窃行为的纵容只能是进一步加剧大学学术生态的瘫痪。

　　基于上述视点，要拯救大学学术风气荒漠化这场生态危机，“剽窃有理，举报有罪”这一黑白是非颠倒的病根，恐怕需要先行疗治。

　　·李国杰：汉芯造假事件给中国科技界敲响警钟

　　这位知名科学家还提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都是强国，至少两千年，不要小看中国人，说中国没有做强国的命，但是也应该承认我们这两百年来有很多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年轻人如果缺乏理想、缺乏追求，太看重物质利益，国家振兴力量就会减少，凝聚力就会减弱。中华民族美好的东西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焕发，“我对中国年轻人充满希望”。

　　·学术良心须靠严格制度来塑造

　　说到底，治理学术腐败和治理其他腐败一样，必须“两手抓”，既要抓“软”的道德教育，又要抓“硬”的制度建设，而且，两者都要“硬”。须知，任何道德风气的塑造都是要以严格的制度来保障的，脱离了制度来谈学术良心，显然是谈不通的。

　　·上海交大副教授被指剽窃举报人被校方终止聘用

　　上海交大材料学院的王健农教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承认自己的硕士生丁杰的毕业论文确实“有一些事情”，但“都已经内部解决了”，“这是小事情，已经很久了，经过多方协调，学校已经有了定论，学生和另外一方已经解决了”。而当记者追问双方是如何解决的，学校又是如何下结论的，王健农表示，自己没有必要告诉记者，“就像我家东西被人拿去了，那我就和人家沟通，居委会也可以派个人来协调，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其他人搅和没有意义。”他强调，丁杰的论文是否被抄袭或剽窃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学校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学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参与进来，进行协商和处理，这只是内部的小事情，小小的误会，没有必要炒作”。